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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思想文化的变化对佛教传播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在思想文化界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经学通过宣传天人感应的神学和纲常名教思想来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然而，这种日趋繁琐粗俗的理论到东汉后期逐渐失去了维系统治的作用，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因此，东汉末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情况，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其中名法和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玄学处于酝酿之中。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留下了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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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方术迷信与东汉时产生的道教等，也都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西汉时，天帝、鬼神、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卜筮、占星、望气等种种方术，在社会上都很流行，特别是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更为盛行。不少方术之士还入朝为官，从县令、太守而至司徒、司空，可谓显赫一时，这必然促使方术之风更加盛行。到东汉顺帝时，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吸收传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正式形成道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早期教义学说比较简单，仪规戒条也不是很完备。佛教作为比较成熟的宗教传入中国，对道教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无疑会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而佛教在初传之时也往往被曲解为道术的一种。这种局面，为佛教的流传与发展创造了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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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中西方交通的开拓。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海、陆二路。海路的开辟比陆路晚些，因而直到南北朝时才有译经大师经海路来到中国的记载。海路是指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而至广州，再进一步传至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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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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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即由西域各地经著名的“丝绸之路”而传入。汉时所谓的“西域”，一般是指玉门关（现甘肃敦煌县西）、阳关（现甘肃敦煌县西南）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带地方有36国，后来分裂为50多个小国。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人们往往把通过以上地区与汉地有着交通往来的中亚、西亚甚至南亚次大陆一些国家也称为西域。西域长期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到汉武帝时，西汉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汉武帝派张骞等人首次出使西域，客观上开辟了中西方的交通，沟通了中西方的联系。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现新疆天山以北地区）抗击匈奴，派张骞率300人出使乌孙。张骞在乌孙又派副使多人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在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一带地方）、安息（今伊朗）、身毒（印度）等国，沟通汉朝与这些国家的正式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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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关、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东汉时著名的译经大师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就是经天山南路来到中国内地传播佛教的。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这条道路不如以上两条道路重要。这几条沟通中西联系的道路，就是闻名世界历史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东传扫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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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并广泛流传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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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6．汉明帝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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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确切时间，历史上很难考定。长期以来有以下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在西汉哀帝以前，佛教就已传入内地。如“三代以前已知佛教”，“周代已传入佛教”，“孔子已知佛教”，“战国末年传入佛教”，“中国在先秦曾有阿育王寺”，“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汉武帝时已知佛教”，“刘向发现佛经”等种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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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认为在西汉哀帝时，佛教从西域传入内地。西汉末年，西域与我国内地，以及西域人与汉族人都有所往来，西域派来的外交使节和商人中，还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或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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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于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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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说。根据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汉明帝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右手握着两把箭，左手拿着弯弓，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明帝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一定是佛。于是，明帝派遣蔡愔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3年后，蔡愔等人从西域请来了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还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便成为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又一种说法。这一说法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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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汉明帝求佛法说，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比较可信的，但它只是说明印度佛教继西汉哀帝之后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而不能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佛教初传中国，应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目前，这一说法也为佛教界所公认。1998年佛教界举办了庆祝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活动，正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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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感梦，表现的是汉明帝梦佛的情景，此图右上为明帝感梦，左下为大臣解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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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汉译佛典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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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外来宗教，它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佛经的译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东汉末年以前，仅有《浮屠经》的口授和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的流传；此外有无经典，已不可考。但到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大量佛教典籍。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献帝的40余年中，共译出佛典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6人；唐代《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12人。初期的佛经翻译内容，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数学，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人们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又以《牟子理惑论》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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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十二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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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章经》是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相传为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译出。汉明帝下令将它收藏于朝廷专藏图书的兰台石室，并为两人修建白马寺以居。这是佛教史上的一般看法。但近代有学者认为，《四十二章经》并非真正译本，而是汉人自己的撰述。如梁启超先生说，这部经不是依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而是人们在多种经内选择精要，依照《孝经》、《老子》等书编撰而成。汤用彤先生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四十二章经》既不是一部独立的经典，也不是汉人的撰述，它是从小乘佛教经典中辑录佛教基本教义的“外国经抄”，因其由42段短小经文组成，故名。吕秋逸先生在对《四十二章经》与三国时代译出的《法句经》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另一结论：《四十二章经》抄自《法句经》，其抄出年代当在306年至342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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