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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洛阳译经的安息人是安玄。他是个在家持戒的居士，汉灵帝末年到洛阳经商，常与沙门讲论佛法，世称为“都尉玄”。他同严佛调一道翻译了大乘佛经《法镜经》一卷。此经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同本异译，是阐明在家修菩萨的大乘经典。安玄比安世高晚来洛阳40年，已开始翻译大乘佛经，说明大乘佛教此时已在安息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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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之《安世高传》。《大正藏》卷五十五，第95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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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秋逸：《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第28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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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三藏记集》卷六之《阴持入经序》。《大正藏》卷五十五，第44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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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三藏记集》卷六之《安般注序》。《大正藏》卷五十五，第43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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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三藏记集》卷六之《十二门经序》。《大正藏》卷五十五，第4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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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9．支娄迦谶的般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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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安世高同时期来到洛阳的佛经翻译家中最有名的是支娄迦谶。据《出三藏记集》卷三十《支谶传》记载，他本是月氏国人，简称支谶，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184～189年）年为止，译出佛经14部27卷（或作十五部三十卷）。主要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等，全系大乘佛教经典，其中以《道行般若经》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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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宣扬“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悉空”、“诸法如幻”的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依附玄学而盛极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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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法的。“首楞严”意译“健相”、“勇伏”等，“三昧”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所谓“般舟”，意为“佛现前”、“佛立”。修此“三昧”可使“十方诸佛”在虚幻想象中出现于行者面前。《般舟三昧经》还将阿弥陀佛介绍到中国，给中国佛教以很大影响。净土经典《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也被疑为支娄迦谶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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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宝积经》1卷、《兜沙经》1卷等10部经，道安认为“似支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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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谶经常和天竺沙门竺佛朔合作译经。经常是竺佛朔宣读梵文，支谶译为汉语，汉人孟元士笔录成文。有时是汉人孟元士、张莲笔录成文。东汉末年，外国僧人来华译经还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早期信徒的支持，如孙和、周提立等“劝助者”就是提供译经资金、场所和各种生活用品的施主。可见，民间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译经事业的赞助，是译经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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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灵帝、献帝之间于洛阳从事译经的还有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人。支曜，疑为大月氏人，所译《成具光明经》1卷，与支谶所译《光明三昧经》是同本异译，也是大乘禅经。康巨，当是康居人，译《问地狱事经》1卷，已佚。康孟详，也许是康居人，与昙果合译了《中本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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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东汉末年的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他们或是单译，或是合译，虽有汉地僧人或居士参加，但只是从事辅助工作。他们所译经典，包括了大、小乘佛经。这一时期以译经为主，著述和注释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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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娄迦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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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0．东汉佛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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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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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佛教在中国流布的区域还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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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阳。因为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是西域人聚集之所。安世高和支谶等人是从安息国和大月氏国来中国的。由西域来中国，凉州（今甘肃张家川一带）和长安是必经之地。但因为没有文献资料可考，当时凉州和长安的佛教情况不明，洛阳乃成为我们所知的东汉唯一译经场所。安世高和支谶均在洛阳活动，严佛调也在洛阳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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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淮之间。西域交通开辟后，洛阳最先成为佛教中心。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不少佛教徒因逃避战乱，从洛阳、关中汇集到丹阳（今安徽宣城）、彭城（今江苏徐州）、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等地，即江淮流域。江淮流域古代盛行黄老之学，相信方术和仙道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有利于佛教在该地区的流传。东汉初楚王刘英受封的楚国就在此处，其领地以彭城为中心，涉及淮河南北。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载慧毅《喻疑》说：“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广陵相是赵昱，彭城相是薛礼），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就是说，他们都信奉佛教，并且召有学问的佛僧宣讲佛经。再者，从丹阳人笮融在彭城和广陵之间建造浮屠寺等事看来，当时在徐州、扬州等地佛教已经很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