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笮融是丹阳人，曾聚众数百人投靠当时的徐州刺史陶谦。陶谦任命他督管广陵、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三郡的粮食运输。笮融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他所造的佛寺：“以铜为人（按：此指佛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说：“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即笮融用信佛免役的方法招引民户，前后招致民户达5000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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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料说明：（1）佛教在东汉末年已从宫廷贵族上层逐渐走向了民间。不管当时信奉佛教的民众是只图“就食”和免役，还是出于真心，史书所列举的“三千人”、“五千余人户”、“万人”等各项数字，表明佛教已在民间有了一定影响。（2）笮融建寺造像具备了一定规模。寺庙“可容三千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其规模之大。日本佛教学者镰田茂雄说：“笮融所建造的佛寺，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最古的寺院。”[2]在佛像的塑造上也开始用铜塑佛并涂以黄金。（3）在佛教礼仪上有了一定发展。笮融的信佛与楚王英、桓帝时相比有很大变化，那就是出现了铸造佛像、建立寺院、举行浴佛会和实行施食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笮融没有把黄老与浮屠并祠，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把浮屠与黄老分开。从记载中的寺中3000余人“悉课读佛经”，则反映了当时已经流传着汉译佛教经典了，而且诵读佛经作为礼佛仪式的一种已经存在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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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襄楷传》，商务印书馆，第473页下、474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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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明中国佛教史》第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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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1．戒律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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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是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起家的。鉴于起义农民对道教的利用，曹魏政权对东汉以来广泛流行的黄老道术和鬼神祭祀，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因为佛教在东汉以来是被看作黄老道术的一种，所以洛阳的佛事活动由此也一度消沉。但到了魏国中期，这种禁令便松弛下来。魏嘉平年间（249～254年）及以后，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等僧人又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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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来到魏国的外国僧人是昙柯迦罗。据《高僧传》卷一载，他本是中印度人，自幼聪颖过人，博览诗书；25岁接触佛典后，深悟因果，乃出家修行，并于魏嘉平年间来到洛阳。当时，洛阳的僧侣不按戒律生活，只有剃发这一点与俗人不同。不仅斋戒和忏悔之法按中国祠庙里的宗教仪式进行，而且僧侣是不受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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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昙柯迦罗翻译了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僧祇戒心》，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从昙柯迦罗以后，中国便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昙柯迦罗所译的《僧祇戒心》在中土早已佚失，但他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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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国沙门昙谛也擅长律学，魏正元年间（254～255年）来到洛阳，翻译了《昙无德羯磨》1卷，即昙无德部四分律的受戒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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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居沙门康僧铠也于魏嘉平末年（253年）来到洛阳，译出有关在家居士学出家之戒的《郁伽长者所问经》1卷、《无量寿经》2卷等。这部《郁伽长者经》是后汉灵帝时代安玄和严佛调合译的《法镜经》的异译，西晋竺法护译作《郁伽罗越问菩萨行经》。被视为龟兹国出身的帛延则于甘露年间（256～259年）来到洛阳，译出《首楞严经》、《须赖经》、《除灾患经》3部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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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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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2．中国第一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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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正始（240～249年）以后，玄学盛行，谈玄说虚也激起了人们对佛教般若学的兴趣，人们倾心于对般若空义的探究，并促成了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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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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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少年出家，时当嘉平年间（249～253年）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心》，并创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为比丘，与在他以前的仅以离俗为僧有所区别。从这一点上，后人将他作为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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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家后，“便以大法为己任”，常于洛阳讲《小品》（即支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由于支谶的译本“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1]，其中的意义往往解说不通，朱士行“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2]，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般若》，朱士行乃“誓志捐身，远迎《大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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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五年（260年），他从长安西行出关，穿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今中国新疆和田）。在那里，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凡90章，60余万字（2万余颂）。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朱士行遣弟子弗如檀等10人将经送回洛阳，他自己80岁时卒于于阗。抄回的经本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无罗叉等在陈留仓垣（今河南开封市西北）水南寺译出，即为《放光般若经》20卷（此与竺法护于西晋太康七年即286年译出的《光赞般若》10卷为同本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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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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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光般若经》的译出，对西晋般若学的兴盛影响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般若学的，皆奉之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40里迎接，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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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佛教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借着《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说。从此以后，讲习般若，成为一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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