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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开了“意译派”的先河。由于过分强调意译，其译文的忠实性就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东晋道安、姚秦鸠摩罗什都曾对支谦译文的忠实性问题提出过批评；僧肇更是认为支谦所译是“理滞于文”，以致“常惧玄宗坠于译人”[2]。其实，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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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见《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藏》卷五十五，第49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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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僧肇：《维摩诘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卷五十五，第58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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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6．“敦煌菩萨”竺法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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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宰相司马炎（晋武帝）于265年篡夺魏之帝位，建都洛阳，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后于280年灭了南方的吴国，统一天下。316年，北方胡族灭了西晋，中国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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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皇祚历时不长，只有半个世纪（265～316年），但其思想领域却非常活跃。王戎、王衍祖述何晏、王弼，仍主“以无为本”。裴頠著《崇有论》，斥责玄学贵无派；向秀、郭象注《庄子》，肯定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为西晋统治和士族特权作理论论证。西晋玄学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两派并存的局面。佛教大乘“般若”学用空无否定世俗世界；而小乘的“禅数”学，则是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的合理性。佛教内部对“空”、“有”的讨论，与玄学遥相呼应。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佛教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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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年）有42所佛寺。相传当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和晋阙公也设斋会诵经，礼拜佛像[1]。又据说西晋翻译经典的共有道俗12人，译出经律600卷，建寺180所，度僧3700人[2]。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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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佛教是站在三国时代的延长线上，而译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活动，从事翻译活动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翻译了很多经典，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竺法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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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侨民，原来以支为姓，8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了大量胡本佛经，带回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266～308年），他往来于洛阳、长安、敦煌之间，翻译经典，据《高僧传》记载为165部，隋朝《历代三宝纪》中的记载增加至210部，而在《开元释教录》中整理为175部。晋武帝末年，他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播，从学者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传法，并随处译经。如他在酒泉译出《圣法印经》；在长安译出《须真天子经》等；在洛阳译出《文殊师利净律经》等。晚年行踪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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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所译经，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等。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翻译，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梁僧祐在《出三藏记集·法护传》中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正因为竺法护译经多，推进了佛教向社会的普及，故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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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所译经中，最有影响的是《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德经》等。《正法华经》十卷使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首次传到中国。经中通过许多比喻说明佛以“权方便”设种种教化以普度众生，使人人得以成佛。因有这部经典，产生了竺道潜、于法开、竺法崇、竺法义、竺道壹等研究《法华经》的专家。又由于《法华经》之“光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流传，导致了观音信仰的逐步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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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赞般若经》10卷，与朱士行在于阗所得，竺叔兰等所译的《放光般若经》是同本异译。后东晋名僧道安曾将此经与《放光般若经》作对比研究，著《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书，促进了般若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西晋佛教界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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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备一切智德经》10卷，是《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主要讲述大乘菩萨修行所必须经历的十个阶段。后来，北朝菩提流支等译的《十地经论》，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内容，并由此形成了专门研习《十地经论》的地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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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译经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言准天竺”，不加藻饰，这样“辞质胜文”的译文，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有很大帮助。道安在《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中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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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的译经事业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他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之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中有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除承旨笔受外，聂承远又对法护所译部分经典加以删改整理。聂道真还将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的《聂道真录》（亦称《竺法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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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苑珠林》卷四十二。《大正藏》卷五十，第616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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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释氏稽古略》卷一。《大正藏》卷四十九，第776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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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7．玄学化僧人竺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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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叔兰是天竺人，祖父娄陀，因国乱被害，父达摩尸罗（意译“法首”）携妇及身为沙门的妻兄二人逃至中国，在河南定居下来，生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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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叔兰自幼师从舅舅学习佛教经典。据载，他非常嗜酒，且每饮必醉，常大醉卧于路旁，无所顾忌。有一天，他醉后闯入河南郡门狂呼乱叫，被拘送狱。时河南尹乐广（字彦辅，玄学名士）与宾客饮酒已醉，“谓兰曰：君侨客，何以学人饮酒？叔兰曰：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以侨曰？广又曰：饮酒可尔，何以狂乱呼？答曰：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广大笑。时坐客曰：外国人那得白面？叔兰曰：河南人面黑尚不疑，仆面白复何怪耶？于是宾主叹其机辩，遂释之。”[1]据传，他后来因惧怕佛教所说善恶因果报应之说，于是“改节修慈，专意经法”，从事译经传教活动。竺叔兰嗜酒放纵，以及与乐广等人的一番对话，都表明他受到了西晋崇尚玄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是一位典型的玄学化了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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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叔兰于元康元年（291年）和无罗叉在陈留仓水南寺共译《放光般若经》20卷（现存）。竺叔兰后在洛阳自译《首楞严经》2卷2部、《异维摩诘经》3卷，其书皆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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