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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31 可见,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开了“意译派”的先河。由于过分强调意译,其译文的忠实性就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东晋道安、姚秦鸠摩罗什都曾对支谦译文的忠实性问题提出过批评;僧肇更是认为支谦所译是“理滞于文”,以致“常惧玄宗坠于译人”[2]。其实,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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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33 [1]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见《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藏》卷五十五,第49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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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35 [2]僧肇:《维摩诘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卷五十五,第58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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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41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6.“敦煌菩萨”竺法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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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43 魏宰相司马炎(晋武帝)于265年篡夺魏之帝位,建都洛阳,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后于280年灭了南方的吴国,统一天下。316年,北方胡族灭了西晋,中国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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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45 西晋皇祚历时不长,只有半个世纪(265~316年),但其思想领域却非常活跃。王戎、王衍祖述何晏、王弼,仍主“以无为本”。裴頠著《崇有论》,斥责玄学贵无派;向秀、郭象注《庄子》,肯定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为西晋统治和士族特权作理论论证。西晋玄学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两派并存的局面。佛教大乘“般若”学用空无否定世俗世界;而小乘的“禅数”学,则是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的合理性。佛教内部对“空”、“有”的讨论,与玄学遥相呼应。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佛教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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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47 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年)有42所佛寺。相传当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和晋阙公也设斋会诵经,礼拜佛像[1]。又据说西晋翻译经典的共有道俗12人,译出经律600卷,建寺180所,度僧3700人[2]。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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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49 西晋的佛教是站在三国时代的延长线上,而译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活动,从事翻译活动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翻译了很多经典,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竺法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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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51 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侨民,原来以支为姓,8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了大量胡本佛经,带回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266~308年),他往来于洛阳、长安、敦煌之间,翻译经典,据《高僧传》记载为165部,隋朝《历代三宝纪》中的记载增加至210部,而在《开元释教录》中整理为175部。晋武帝末年,他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播,从学者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传法,并随处译经。如他在酒泉译出《圣法印经》;在长安译出《须真天子经》等;在洛阳译出《文殊师利净律经》等。晚年行踪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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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53 竺法护所译经,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等。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翻译,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梁僧祐在《出三藏记集·法护传》中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正因为竺法护译经多,推进了佛教向社会的普及,故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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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55 竺法护所译经中,最有影响的是《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德经》等。《正法华经》十卷使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首次传到中国。经中通过许多比喻说明佛以“权方便”设种种教化以普度众生,使人人得以成佛。因有这部经典,产生了竺道潜、于法开、竺法崇、竺法义、竺道壹等研究《法华经》的专家。又由于《法华经》之“光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流传,导致了观音信仰的逐步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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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57 《光赞般若经》10卷,与朱士行在于阗所得,竺叔兰等所译的《放光般若经》是同本异译。后东晋名僧道安曾将此经与《放光般若经》作对比研究,著《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书,促进了般若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西晋佛教界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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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59 《渐备一切智德经》10卷,是《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主要讲述大乘菩萨修行所必须经历的十个阶段。后来,北朝菩提流支等译的《十地经论》,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内容,并由此形成了专门研习《十地经论》的地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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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61 竺法护译经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言准天竺”,不加藻饰,这样“辞质胜文”的译文,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有很大帮助。道安在《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中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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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63 竺法护的译经事业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他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之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中有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除承旨笔受外,聂承远又对法护所译部分经典加以删改整理。聂道真还将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的《聂道真录》(亦称《竺法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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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65 [1]《法苑珠林》卷四十二。《大正藏》卷五十,第616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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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67 [2]《释氏稽古略》卷一。《大正藏》卷四十九,第776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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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73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7.玄学化僧人竺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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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75 竺叔兰是天竺人,祖父娄陀,因国乱被害,父达摩尸罗(意译“法首”)携妇及身为沙门的妻兄二人逃至中国,在河南定居下来,生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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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77 竺叔兰自幼师从舅舅学习佛教经典。据载,他非常嗜酒,且每饮必醉,常大醉卧于路旁,无所顾忌。有一天,他醉后闯入河南郡门狂呼乱叫,被拘送狱。时河南尹乐广(字彦辅,玄学名士)与宾客饮酒已醉,“谓兰曰:君侨客,何以学人饮酒?叔兰曰: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以侨曰?广又曰:饮酒可尔,何以狂乱呼?答曰: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广大笑。时坐客曰:外国人那得白面?叔兰曰:河南人面黑尚不疑,仆面白复何怪耶?于是宾主叹其机辩,遂释之。”[1]据传,他后来因惧怕佛教所说善恶因果报应之说,于是“改节修慈,专意经法”,从事译经传教活动。竺叔兰嗜酒放纵,以及与乐广等人的一番对话,都表明他受到了西晋崇尚玄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是一位典型的玄学化了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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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60679 竺叔兰于元康元年(291年)和无罗叉在陈留仓水南寺共译《放光般若经》20卷(现存)。竺叔兰后在洛阳自译《首楞严经》2卷2部、《异维摩诘经》3卷,其书皆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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