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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译经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言准天竺”，不加藻饰，这样“辞质胜文”的译文，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有很大帮助。道安在《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中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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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的译经事业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他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之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中有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除承旨笔受外，聂承远又对法护所译部分经典加以删改整理。聂道真还将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的《聂道真录》（亦称《竺法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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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苑珠林》卷四十二。《大正藏》卷五十，第616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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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释氏稽古略》卷一。《大正藏》卷四十九，第776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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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7．玄学化僧人竺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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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叔兰是天竺人，祖父娄陀，因国乱被害，父达摩尸罗（意译“法首”）携妇及身为沙门的妻兄二人逃至中国，在河南定居下来，生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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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叔兰自幼师从舅舅学习佛教经典。据载，他非常嗜酒，且每饮必醉，常大醉卧于路旁，无所顾忌。有一天，他醉后闯入河南郡门狂呼乱叫，被拘送狱。时河南尹乐广（字彦辅，玄学名士）与宾客饮酒已醉，“谓兰曰：君侨客，何以学人饮酒？叔兰曰：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以侨曰？广又曰：饮酒可尔，何以狂乱呼？答曰：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广大笑。时坐客曰：外国人那得白面？叔兰曰：河南人面黑尚不疑，仆面白复何怪耶？于是宾主叹其机辩，遂释之。”[1]据传，他后来因惧怕佛教所说善恶因果报应之说，于是“改节修慈，专意经法”，从事译经传教活动。竺叔兰嗜酒放纵，以及与乐广等人的一番对话，都表明他受到了西晋崇尚玄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是一位典型的玄学化了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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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叔兰于元康元年（291年）和无罗叉在陈留仓水南寺共译《放光般若经》20卷（现存）。竺叔兰后在洛阳自译《首楞严经》2卷2部、《异维摩诘经》3卷，其书皆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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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光般若经》的译出比《光赞般若经》晚了九年，但因后者长期流行于甘肃、凉州一带，没有传到中原，所以在鸠摩罗什译出《摩诃般若经》（后秦弘始六年，404年）之前，一直是社会上最流行的《大品般若经》译本。《放光般若经》的译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流传于当时盛行清谈、玄学的中原知识阶层中。当时研读《放光般若经》的名僧，有支孝龙、法祚（注《放光般若经》）、竺僧敷、竺法深、安慧则、康僧渊、支敏度等。此外，据《高僧传》载：于法开，“善《放光》及《法华》……乃出京讲《放光经》”；竺法汰受请为晋简文帝讲《放光般若经》；竺法蕴“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后秦僧叡“尝听僧朗法师讲《放光经》，屡有机难”；《祐录》载：支道林撰《大小品对比要抄序》；前秦道安“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乃至京师（长安）渐四年矣，亦恒岁二……”。鸠摩罗什译出《摩诃般若经》以后，《放光般若经》仍为一些佛教学者所重视。东晋名僧僧肇在其佛学名著《肇论》中就多次引用了《放光般若经》作为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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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楞严经》（全称《首楞严三昧经》）是汉魏以来比较流行的另一部大乘佛经。首楞严三昧，意为健相定、健行定、勇猛伏定、勇伏定、一切事意定等，为大乘禅定之一。此经谓修此禅定可得无限神通。此经有多种译本，如东汉支娄迦谶译本、东吴支谦译本、西晋竺法护和竺叔兰译本，西晋末年支敏度为以上四种译本作了校对。现存本为鸠摩罗什的译本。《维摩诘经》也是汉魏以来比较流行的一部大乘佛经。吴支谦首译（今存），西晋竺法护、竺叔兰皆有译本，支敏度以支谦所译为底本，附上法护和叔兰所译为《合维摩诘经》5卷。现存本有支谦、鸠摩罗什和唐玄奘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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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三藏记集》本传。《大正藏》卷五十五。第98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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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8．帛法祖与《老子化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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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竺法护大约同时在长安译经的，还有帛法祖。法祖名帛远，号法祖，俗姓万，河内（河南沁阳）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拒之不理。法祖自幼出家，深研佛经，博读世典。在长安建筑精舍，以讲习为业，僧俗禀受者近千人。晋惠帝末年，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顒对法祖“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讲谈道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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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道士祭酒王浮与帛法祖争佛道之高下，王浮争他不过，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成为西晋佛道二教争论优劣中的一大公案。“老子化胡”说是东汉桓帝时代就已有的说法。老子是道教所信奉的教主，传说老子晚年出关而不知去向。“老子化胡”的说法就解释成老子西出阳关，经西域到了天竺，化身为佛，教化胡人，这才产生了佛教。王浮即据此说法而撰写成《老子化胡经》以与帛法祖等佛教徒相抗衡。其结果是佛教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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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元年（304年），张辅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法祖与之俱行，辅以其声名远扬，欲令其还俗为己僚佐。法祖不从，得罪了张辅。不久，州人管蕃又在张辅面前进法祖的谗言。张辅派人杀了法祖。帛法祖在关陇一带汉族和内迁少数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奉之若神”。因此，人们对其死表示极大的悲痛和愤恨，他们“共分祖尸，各起塔庙”，以便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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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法祖精通胡汉语言，除了为《首楞严经》作注外，还译有《菩萨修行经》1卷、《佛般泥洹经》2卷、《大爱道般泥洹经》1卷、《菩萨逝经》1卷、《贤者五福德经》1卷等16部（上述五部现存）。《菩萨修行经》主张菩萨应从42个方面来作禅观修行，谓通过种种观想，可消除一切贪爱情欲和迷误见解；《佛般泥洹经》讲释迦牟尼去世前的说教和有关逝世的宗教传说；《大爱道般泥洹经》讲释迦牟尼的姨母大爱道与五百比丘尼不忍见到佛陀先于她们“涅槃”（逝世）而先行“涅槃”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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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法祖弟子众多，以法祚最为知名。法祚25岁出家，深洞佛理，为《放光般若经》作注，著《显宗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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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译经者中比较知名的，还有：疆梁娄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广州译《十二游经》1卷1部；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年）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4卷、《阿育王传》7卷等5部；沙门法立、法炬于晋惠帝和怀帝之际（约3世纪与4世纪之交）在洛阳合作译经，译有《法句本末经》（也称《法句譬喻经》）4卷、《福田经》（或云《诸德福田经》）1卷、《楼炭经》6卷、《大方等如来藏经》1卷；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译出《逝童子经》1卷、《善生子经》1卷等4部（上述两部现存）；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1部（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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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佛经翻译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大乘佛经；而在各类大乘佛经中，又以般若类经典所占分量较大。如被誉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所译佛经，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思想；竺叔兰、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经》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法祚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可见，般若类经典在当时受到高度重视。从社会影响来看，以竺叔兰、无罗叉译的《放光般若经》和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最为流行，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显赫。从翻译者看，除了华籍胡裔如竺法护（世居敦煌的月支后裔）、竺叔兰（生于河南的天竺后裔）之外，还有汉族僧人帛法祖等人。译经者队伍在不断壮大。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作为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祝太玄、张玄伯、孙休达、张仕明、张仲政等等参加了译经工作。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在译经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本土文化及当时魏晋玄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的参与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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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三国、西晋时的佛教比东汉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除有戒律的传入和僧人受戒外，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寺庙和僧尼人数都有所增加。但这一时期的佛教活动，主要还是对佛经的翻译，佛教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仍依附于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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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僧传》卷一之《帛远传》。《大正藏》卷五十，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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