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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来到洛阳,后住于三国时吴国康僧会所建的建初寺。丞相王导见而奇之,对他尊敬有加。帛尸梨密多罗善于咒术,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和《大灌顶神咒经》等经典,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他还擅长梵呗,将“高声梵呗”授与弟子觅历,流传后世。相传,中国的梵呗始于三国时魏国的曹植,后支谦根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而作《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作过梵呗,帛尸梨密多罗加速了梵呗的流行,以后随着受孝武帝(373~396年在位)归依的支昙龠所歌咏的六言梵呗传至江南,梵呗随贵族佛教的繁荣而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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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道潜为东晋初期军事首脑王敦之弟,18岁出家,24岁讲解《法华经》及《大品般若经》,听众常达500余人。340年,庾冰代成帝作诏令沙门应敬王者,何充等上书反对,形成第一次“沙门拜俗”之争。在这种形势下,竺道潜隐居会稽剡山达30余年之久,精研般若经典,是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异宗”的创始人之一。何充尊之为师,屡相邀请。名僧支遁对他也十分尊敬,称之为“上座”。《高僧传·竺道潜传》记载了他与刘惔的一段对话:“嘲之曰:‘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孙绰在《道贤论》中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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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家世事佛,年25出家,精通大乘般若学,对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和支谦所译《慧印三昧经》尤有钻研,讲解佛经善于抓住般若学的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字句,与当时名流许询往返辩难,探求佛经精义。他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主张者,在鸠摩罗什及僧肇以前,他对“空”的理解是最接近于般若学正宗的。支遁是名僧与名士的代表人物,喜鹤养马,善草隶,好诗歌。孙绰《道贤论》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他注《庄子·逍遥游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被认为与当时的郭象、向秀《庄子注》不同,称为“支理”。他在《阿弥陀佛像赞并序》中表达了对西方净土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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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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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达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和猪一齐饮酒。向秀好老庄之学,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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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兰在15岁出家,后曾赴西域求法,行至交州(今广西苍梧县)生病,死于象林(今越南承天顺化附近)。于法兰时以清谈名僧知名,孙绰《道贤论》将他比作“竹林七贤”之阮籍,支遁为之立像并称赞他的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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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兰弟子中以于法开和于道邃最为著名。于法开善《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又通医术。他是“六家七宗”中“识含宗”的创立者,常与支遁辩论“即色空义”。于道邃,敦煌人,年16出家,师事于法兰。《高僧传·于道邃传》称其“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他是“六家七宗”中“缘会宗”的提倡者。与于法兰同经南方去西域,途经交趾(今广西苍梧县一带)病故,时年3l岁。于道邃以清高知名,孙绰《道贤论》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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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渊、康法畅等人也是以清谈知名的高僧。王导曾以康僧渊鼻高眼深而戏之,康僧渊(西域人)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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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下,江南贵族佛教发展迅速,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的交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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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5.“六家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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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期佛教理论的主流思潮是般若性空学说。东汉末年支娄迦谶传译《道行般若经》,三国时吴支谦又将此本重译名为《大明度无极经》,西晋初期朱士行西行求得梵本《般若经》,遣弟子送回洛阳,由无叉罗译出名《放光般若经》,同时,竺法护得到此经的另一个梵本,译成《光赞般若经》,这些经典的译出为般若性空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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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经典义理艰深,有的僧人就用人们熟悉的《老》、《庄》思想比附般若义理,这就是中山竺法雅所倡导的“格义”的解读方法。佛教学者往往用玄学的观点去理解和阐释《般若经》的思想,对佛教般若学的“空”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六家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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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佛学独立发展的过程,它并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般若空宗的本意。僧肇批判了“六家七宗”对“空”的理解,撰写了《不真空论》等论文,明确阐明了“不真即空”的大乘空宗要义,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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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七宗”是指道安、慧远为代表的“本无宗”,支遁为代表的“即色宗”,于法开为代表的“识含宗”,道壹为代表的“幻化宗”,支敏(愍)度为代表的“心无宗”,于道邃为代表的“缘会宗”。“本无宗”中又有以竺法深(即竺道潜)为代表的“本无异宗”,连同前面的“六家”,共为“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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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心无”和“即色”宗三家最具有代表性,“缘会”可归于“即色”宗,“识含”和“幻化”两家可归入“心无”宗。“本无宗”的基本观点是“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道安认为,世界万物是自身在变化,并没有主宰者,具体事物不是从虚空之中产生的,而是“元气陶化”,禀形受象而生成的;禀形之后,万物虽自然变化,但在此之前,却有“空”、“无”存在,也就是说在“元气”造化万物之前有一个绝对空无的状态存在,而这样的状态正是万物的本体。道安的“本无”论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世界的本体是“无”,即“本无”;第二,人们必须认识到“无”这个本体,才能达到佛教所言的解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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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深“本无异宗”的观点是“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故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在此,“本无”的意思是无在有先,有在无后;从无生有,有生于无。这个“无”的本质是绝对的空无,由这个绝对的空无中生出万物。道安的“本无”似与“禀化”、“冥造”万物的“元气”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在万物禀化之前仍然存在“无”这样一种状态,但万物是自己禀承元气而生成变化的,而不是由这种“无”生成的,因此,竺法深的这种绝对的空无与道安的“本无”是有所差异的。“本无宗”的这种思想与魏晋时期何晏、王弼的玄学“贵无”论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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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敏度“心无宗”对“空”的理解是,并不是说所有外界的万物和内在的心一切都空,外物是实际存在的,只要对外物不起执着之心,就是“空”。“心无宗”的要点是空心不空色。主张“心无”说的还有竺法蕴、道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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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即色宗”对“空”的理解是“六家七宗”之中最接近于般若学经典理论的。“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是“即色宗”的基本观点。支遁认为,应当从色本身而不是在色之外来认识空,这就是所谓“即色为空”。“色”在此可以理解为世间万物,“即”的本义是就、接近、靠近、不离的意思,所谓“即色”也就是就色本身去认识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每一事物的出现都是由其他事物引起的,同时每一事物又是其他事物产生和存在的因缘,因而每一事物并非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产生和存在,这样,每一事物就没有所谓独立的绝对的本性,也就是“无自性”,这种“无自性”也就是所谓“空”,般若学对空的认识理论也叫做“缘起性空”。支遁强调从万物自身而不是在万物之外来体认空,是由于万物自身的性质就是空,而不是在万物之外有一个“空”存在,因此,只有从万物自身才能体认到空。支遁的“即色”义已经很接近般若学正宗对空的理解了。但是,支遁在提出“色即为空”的同时,又强调“色复异空”,根据支遁现存的其他一些材料和僧肇对“即色宗”的批评,可以推知支遁“即色”思想中仍然具有区别表面的色与根本的色的因素,尚未完全达到般若学理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样对“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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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爱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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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和尚支遁隐居,好养鹰而不放,好养马而又不乘,有人便讥笑他,支遁说:“僧爱其神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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