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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万年寺内普贤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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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经疏》中提到：普贤菩萨，普是遍一切处义，贤是最妙善义，是说普贤菩萨依菩提心所起愿行，及身、口、意悉皆平等，遍一切处，纯一妙善，具备众德，所以名为普贤。普贤代表一切诸佛的理德与定德，与文殊的智德、证德相对，两者并为释迦牟尼佛的两大胁侍。文殊驾狮，普贤乘象，表示理智相即，行证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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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经》在隋唐时弘传极盛，最终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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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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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9．“菩萨皇帝”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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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播和推广是与历代封建帝王的推崇和支持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梁武帝是最推崇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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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464～549年），字叔达，早年广泛结交名士，是当时著名的“八友”之一，他知识广博，六艺兼备，颇得士人赞赏。对儒、道都深有研究。梁武帝曾经信奉道教。对向他写信和用道教图谶以示梁朝代齐是上应天象的道士陶弘景甚为器重。但梁武帝即位不久，便改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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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天监三年（504年）四月初八日浴沸节，梁武帝40岁之时，他召集两万余僧俗，集中于皇宫重云殿重阁，当众宣布御笔亲书的《舍道事佛文》，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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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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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于同年四月还下诏宣布“舍道事佛”，要求王公贵族、公卿百官等“返伪就真，舍邪入真”。在他不遗余力的倡导之下，南朝佛教很快进入全盛时期，寺院、僧尼数量迅速增加。仅建康一处，就有寺院500余所，僧尼10万余人。他亲自建的就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解脱寺、开善寺、同泰寺等。唐朝诗人杜牧听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详细描绘了南朝佛教的盛况。梁武帝也因扶持佛教而被称为“菩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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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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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教的崇信，他还于天监十八年（519年）“发宏誓心，受菩萨戒”（《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平时“俭约自节，罗绮不缘，寝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草席、草履、葛巾……日唯一食，永绝辛膳”（见《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为了严格戒律，便佛教区别外道，使众僧尼“远离地狱”，梁武帝还连续写了4篇《断酒肉文》，规定出家人不得饮酒吃肉，违者将以王法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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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酒肉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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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萧衍，于十方一切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诸僧尼共申约誓：今日僧众，还寺以后，各各检勤，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吃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诸僧尼若披如来衣，不行如来事，是假名僧，与盗贼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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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倡导下，众僧形成了吃素的习惯，从此，吃素这一习惯逐渐演变成了汉族佛教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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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扬佛教义学方面，梁武帝不仅重视译经，曾亲临译场担任笔受，并给予义学高僧以优厚的生活待遇，鼓励他们讲习经论，从事佛教著述，而且还常常亲自登台为僧俗讲经说法，并著书立说，发挥佛理，曾“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纪，复数百卷”。他的“三教同源说”和“禅明成佛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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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问达摩：“我修建这么多佛寺，抄写这么多佛经，度了这么多僧众，有多少功德？”达摩答：“都无功德。”达摩的全名是：菩提达摩，乃南天竺人（古印度），传说他是香至王的第二子，出家后从班若多罗大师学佛法，继承衣钵，成为佛教第十八代祖师。达摩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武帝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实为求福，而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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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佛教的传播发展，梁武帝还经常大办法会，动员数万人参加，并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创“忏法”，大大扩大了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梁武帝还继齐萧子良之后又一次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对范缜神灭论的围剿，他不仅发动了曹思文等王公朝贵64人撰文75篇围攻范缜，而且还亲自出马，撰文写道：“神灭之论，朕所未详。”“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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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崇佛的道路上永不停步，最后发展到离开皇帝的宝座而“舍身”给同泰寺院。据《南史》记载，他先后4次舍身同泰寺。第一次是527年，他舍身同泰寺，在寺4天。第二次是529年，后由群臣出钱1亿“赎”回。第三次在546年，他去同泰寺舍身，并宣称他连宫人及全国都“舍”了，结果由群臣出钱2亿“赎”回。最后一次是547年，这一次“出家”37天，又由群臣出钱1亿“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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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武帝的提倡下，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佛教的氛围之中。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外国译经僧共有8人，译出的经卷共46部201卷。僧俗二众的佛教著述更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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