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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倡导下，众僧形成了吃素的习惯，从此，吃素这一习惯逐渐演变成了汉族佛教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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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扬佛教义学方面，梁武帝不仅重视译经，曾亲临译场担任笔受，并给予义学高僧以优厚的生活待遇，鼓励他们讲习经论，从事佛教著述，而且还常常亲自登台为僧俗讲经说法，并著书立说，发挥佛理，曾“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纪，复数百卷”。他的“三教同源说”和“禅明成佛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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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问达摩：“我修建这么多佛寺，抄写这么多佛经，度了这么多僧众，有多少功德？”达摩答：“都无功德。”达摩的全名是：菩提达摩，乃南天竺人（古印度），传说他是香至王的第二子，出家后从班若多罗大师学佛法，继承衣钵，成为佛教第十八代祖师。达摩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武帝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实为求福，而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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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佛教的传播发展，梁武帝还经常大办法会，动员数万人参加，并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创“忏法”，大大扩大了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梁武帝还继齐萧子良之后又一次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对范缜神灭论的围剿，他不仅发动了曹思文等王公朝贵64人撰文75篇围攻范缜，而且还亲自出马，撰文写道：“神灭之论，朕所未详。”“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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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崇佛的道路上永不停步，最后发展到离开皇帝的宝座而“舍身”给同泰寺院。据《南史》记载，他先后4次舍身同泰寺。第一次是527年，他舍身同泰寺，在寺4天。第二次是529年，后由群臣出钱1亿“赎”回。第三次在546年，他去同泰寺舍身，并宣称他连宫人及全国都“舍”了，结果由群臣出钱2亿“赎”回。最后一次是547年，这一次“出家”37天，又由群臣出钱1亿“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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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武帝的提倡下，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佛教的氛围之中。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外国译经僧共有8人，译出的经卷共46部201卷。僧俗二众的佛教著述更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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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40．真谛的译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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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499～569年），音译“波罗末陀”，意译为真谛。亦名“拘罗那陀”或“拘那罗陀”，意译“亲依”或“家依”。佛教史上一般称之为真谛。在中国佛教史上，真谛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四大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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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原本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少时十分聪明，曾遍访名师，学通内外，尤精大乘之学。后历游诸国，到扶南国（今柬埔寨）时，适梁武帝派直后（官名）张汜等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并访请高僧大德及大乘诸经论，因而被推荐来中国。他带着经论梵本240夹，经水路到达南海郡（今广州），当时他已经50岁了。两年后到达建业（今南京）。梁武帝深加敬礼，使住宝云殿。本欲翻译经论，因侯景叛乱，无法进行。于是离开建业，到达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富春县令陆元哲迎住私宅，为之招集沙门宝琼等20余人，布置译场，请他翻译。他先译出《十七地论》，得5卷而止。后又译《中论》、《如实论》、《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三界分别论》等各1卷，不久因世乱中止。522年应侯景之请返回建业，住于台城。后来梁元帝即位于江陵，建业局势渐趋平静。真谛即迁住正观寺，与愿禅师等20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此后又因战乱频繁，他辗转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新吴（今江西奉新县）、始兴（今广东曲江县）、南康（今江西赣县西南）等地。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他再到豫章，在临川（今江西临川县境）、晋安（今福建晋江县）等地译经或重新核定所译经论。在这一时期，他虽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但仍随方翻译，未尝中止。陈天嘉三年（562年）九月，译事告一段落，他泛海西行，拟还本国。因遇大风，仍飘回广州。广州刺史欧阳頠请他为菩萨戒师，迎住制旨寺。其时他的门下原住建业的慧恺、僧宗、僧忍等都来到广州，继续就学于他。陈天嘉四年（563年），他应慧恺、欧阳頠等之请，为译《大乘唯识论》（即《二十唯识》）1卷、《摄大乘论》论本3卷、世亲《释》12卷，同时撰《摄大乘论义疏》8卷，前后二年方毕。陈天嘉五年（564年）又欲回印度，为广州刺史欧阳頠父子所挽留，并应慧恺、僧忍之请，译出《俱舍论》20卷等。于陈太建元年（56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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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摄论宗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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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因此其所译佛经，大都保存了本来面目。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核实，把意义吃透了，才动笔成文。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所以他的译文，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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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在华20多年，其间因社会动荡，居无定所，但他凭坚强的毅力从事佛典翻译，讲经著述，取得了时人难以取得的成绩。据《开元录》勘定，真谛所译经论38部，118卷，讲述注疏记13部，10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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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有代表性的译籍是《摄大乘论》及其《释论》，《俱舍论》、《大乘唯识论》、《十八空论》、《佛性论》、《三无性论》等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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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41．南朝各家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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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部分佛教学者重视讲诵佛典从而形成专攻某一经论之风。这些学者被称为“师”，他们据以发挥的思想叫做“师学”或“师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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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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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成实论》的佛教学者称为成实师。《成实论》由何梨跋摩、鸠摩罗什译于长安。“实”指“四谛”，即苦、集、灭、道等4种真理。“成实”即成立四谛的道理。中心内容主要是讲“我空”，即人无自性；兼讲“法空”，即客观世界无自性。长安是《成实论》学的发源地，《成实论》最有影响的弘扬者，都出自鸠摩罗什的门下。其中僧导居寿春，僧嵩住彭城，形成成实学的两大系统。彭城系的僧嵩及其弟子僧渊是公开反对《涅槃》佛性说的著名人物，在北银很有声望。僧渊有弟子4人，其中昙度、慧纪、道登，并为魏主元宏所重。元宏特别提倡《成实论》，对鸠摩罗什、僧嵩等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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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成实学的开拓者，是寿春系的僧导。僧导并学“三论”、《维摩》，于刘宋王朝有功，门徒众多，动辄上千。其中昙济亦修《涅槃》，以《七宗论》名闻后世。就学于寿春的还有道猛和道钟。449年，道猛东游京都，结交湘东王刘或。刘或即位曰明帝，倍加礼敬，敕猛为兴皇寺纲领，该寺遂成为南朝成实学的重要据点。萧齐王朝也重《成实》，其中僧钟、慧次、僧柔等成实论师均受到王室的特别崇敬。萧子良召集京师硕学名僧500余人，讲说《成实》，最后集成《抄成实论》9卷问世。周颙、僧祐都是此次聚会的参与者，据他们说，《成实》之所以被当时看重，不像北朝那样去励行它的教义，而是因为它的条理清楚，更便于理解大乘妙典，排斥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