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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涅槃学者宋有慧静，齐梁时有僧慧、宝亮及梁代的三大法师，陈代有名僧宝琼。其中宝亮是齐梁间重要的涅槃学者，梁武帝命他所撰《涅槃义疏》是解释《涅槃经》的权威著作。涅槃师兴盛至唐以后，由于天台宗、三论宗等诸宗势力的兴起才逐步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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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昙师和俱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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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和弘传小乘说一切有部《阿毗昙》的佛教学者称为毗昙师。《毗昙》的研究发端于道安，僧伽提婆受慧远之请，重译《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论》，397年进入建康，得到名士王珣、王弥等的支持。433年，僧伽跋摩与宝云按慧观要求重译《杂阿毗昙心》。于是，《毗昙》几乎成了南朝所有论师共习的科目。其中僧韶（447～504年）专以《毗昙》弘扬为业，法护（439～507年）以《毗昙》命家，慧集（456～515年）于毗昙学研究独到，其他僧侣多是兼学。道安也为北方毗昙学打下了基础，昙摩耶舍等又译出《舍利弗阿毗昙》，姚秦时备受重视。此后，北方的《成实》论师大都兼习《毗昙》，其中慧嵩活跃在元魏高齐之际，足迹遍及江表、河南，时人称为“毗昙孔子”，弟子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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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昙弘扬的是诸法“自性”不变，一切个别事物则是自性种类在特定因缘条件下的再现，有变化，有生灭，此即谓之“无常空”或“因缘空”。众生按照自身所聚业惑的不同，感得的世间和出世间等罪福果报这一基本思想，得到慧远等内地佛学家的发展，在三世因果、业报轮回的基础上，正式确认了身死神不灭为佛家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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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末成实学渐盛，真谛译出《俱舍释论》之后，有的学者开始钻研《俱舍》，南方的毗昙学从此衰落下去。到唐玄奘重新译出《俱舍论》后，就掀起了研究《俱舍论》的高潮，旧译毗昙学转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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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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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真谛所译《摄大乘论》的佛教学者称为摄论师。《摄大乘论》由印度无著著。汉文有3个译本：陈真谛译《摄大乘论》3卷，北魏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2卷，唐玄奘译《摄大乘论本》3卷，其中真谛和玄奘译本影响较大。该书是对古印度《大乘阿毗达磨经》（未传入中国）的“摄大乘品”的解释论述，对比小乘来阐述大乘教义，着重宣传瑜伽行派的观点。注释书有印度世亲著的《摄大乘论释》，有3种汉文译本：南朝陈真谛译本15卷、隋达摩笈多和唐玄奘译本各10卷。还有印度无性著的《摄大乘论释》，唐玄奘译，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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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论》是瑜伽派唯识学的奠基性著作，着重探究“心”的性质和“心”生万有的机制，以及人的认识过程和据此修持成佛的道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特别是它的八识说，提出了阿赖耶作为世界的本体和认识的本原，确立了“唯识无尘”的宇宙观，在南朝引起震动。其基本内容为：（1）“九识”。在六识外，第七识是阿陀那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第九识是阿摩罗识（或译“阿末罗识”、“庵摩罗识”，意译“无垢识”、“清净识”，即真如）。此真如随缘（条件）形成万物。（2）在讲三自性时，强调“依他起性”的染污方面，认为最后也应断灭。（3）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定性二乘”（独觉、声闻二乘）也必由佛道达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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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的门下有智恺、法泰、曹毗等。隋初昙迁受诏从彭城到长安讲《摄大乘论》，听者甚众，著有《摄论疏》等。但陈王朝及其官僧支持的是《般若》和“三论”学，对真谛一系公开排斥，所以直至陈亡，真谛之说在建业甚少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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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诵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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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传《十诵律》的佛教学者称为十诵律师。戒律是约束佛徒行为和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的人，才能充当僧侣或居士，也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佛徒。《十诵律》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由卑摩罗叉补充校改后，在江陵辛寺开讲，十诵之学自此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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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诵律师也是南朝特有的学派，弘传此学的有僧业、智称、僧祐等。齐梁时僧祐是南朝律学大家，尤重《十诵》，齐竟陵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梁武帝倍加礼遇，曾为六宫受戒。北魏慧光是北朝律学之宗，造《四分律疏》，删《羯磨戒本》，著《仁王七诫》、《僧制》等，在僧侣中广为奉行，被后人视作律宗的奠基者。智称对《十诵律》的弘传也使十诵律师在齐梁时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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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42．北魏、北周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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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发生了4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前两次即发生在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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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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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拓跋焘继位之后，遵先世之业，敬重沙门，常于佛诞日亲临御门，观散花诸法礼。这表明他起初对佛教并无恶意，或者说他初期是归依三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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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扩大，大量僧尼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而且他们又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北魏政权的税收和劳役受到严重影响。大量在编人口流入寺院，使北魏掌握的户籍和人口大为减少，势必消弱北魏政权的经济势力。此外，大量修建寺院佛塔，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同样也使北魏的经济蒙受损失。这便引起了佛教与世俗政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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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之间的矛盾也激起了太武帝的排佛情绪，促使他断下决心灭佛。北魏时，北方道教也发展起来。道士寇谦之通过北魏司徒崔浩接近了太武帝，向太武帝宣传道教。使太武帝逐渐信奉道教。440年，太武帝改国号为“太平真君”，表示他接受了道教信仰。而道教在北魏太武帝的信奉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势力亦逐渐强盛。寇谦之等人又不断对太武帝进行煽动，这就促使太武帝开始排斥佛教。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太武帝下诏说：愚民无识而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譏记、阴阳、图纬、方技之书，还有佛教沙门，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所以，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不得私养沙门师巫等人于家，限期不出者，死罪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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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率兵驻长安，亲自指挥镇压盖吴起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长安一寺院内藏有兵器，并又在该寺中发现了大量的酿酒器具及富人寄存的许多财物，该寺窟中还藏有许多美貌妇女。他想兵器非沙门所有，长安沙门必定与盖吴起义有牵连，而酿酒器具和藏匿妇女，又与佛教律仪相驳，佛教必除无疑。后在崔浩的建议下，太武帝即下令诛杀沙门，焚毁佛像；与此同时，又敕令留守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下令四方照长安行事，天下共行灭佛绝法之举。太子拓跋晃素敬佛教，接到太武帝敕令后，再三上表为佛教求情，太武帝不允，并又下诏说：佛教乃域外之教，不近人情；由于佛教的盛行，使政教不行，礼仪大坏，招致了历代丧乱；因此，各镇诸军、刺史，定要将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佛教沙门无论少长，全部坑杀，绝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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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留守平城监国的太子拓跋晃，缓宣诏书，使远近大部分沙门闻讯逃匿，并把金银佛像及佛教经论秘藏起来。最后，只有一些土木寺塔遭到破坏。凡捕搜之沙门，皆令罢道；若有逃窜者，一经捕获，都遭枭首或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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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此次灭法，是佛教与世俗政治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佛教与道教相互激烈冲突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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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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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的灭佛活动，使北方佛教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文成帝又竭力恢复佛法。北朝佛教又很快兴盛起来。北魏末年，整个北方佛寺遍布，仅洛阳城中就有佛寺1000多所，而且寺寺都极为豪华奢丽；北齐立国仅20多年，其境内佛寺计有4000余所，僧尼有200万人；北周境内亦有佛寺近千所。佛教在北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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