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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道以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代表。道宠从菩提流支学《地论》，并自开讲，其“堪可传道”的弟子千有余人，知名者有牢宜僧休等，隋初名僧志念亦曾从其就学。这一地论师系统被称为北道系。他们的著疏不存，情况难明。相比之下，慧光创始的南道名僧辈出，门徒遍及全国，历经魏齐周而至隋唐。慧光是勒那摩提的弟子，曾向少林寺佛陀学律，故善《四分律》；后参与《地论》翻译，深得《地论》纲领。在北魏末年即见重于当朝，任国都；随入邺都，以“绥缉有功”，转为东魏国统；至于北齐，“重之如圣”。南道地论师是北朝后期最有权势的佛教力量。法上是慧光诸弟子中最突出的代表，当时已经译出的主要大乘经，他无不讲习，并有注疏。法上有弟子法存、灵裕等，以慧远的成绩最大。慧远创讲《地论》，伏听千余。周武帝酝酿毁佛时，慧远曾出众抗争，后畏祸潜入山中。隋初，出任洛州沙门都，后敕居西京净影寺，故称“净影慧远”。他的注疏很多，所撰《大乘义章》，是重要的佛学史料；另有《大乘起信论义疏》，是最早用《起信》观点解释瑜伽唯识思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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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论师南北二道对“心性”的解释有许多差别。北道师把世界的最高本体归结为具杂染性质的“阿赖耶识”，所谓众生悉有“佛性”，是指众生经历后天的熏习，最后必当成佛而言，是谓“当常”之说；南道把世界的最高本体归结为“清净阿赖耶识”，或“如来藏”、“无垢识”，去除污染障蔽，使本有的清净心性得以显现，即可成佛，被称作“现常”之说。这南北现、当二说在判教上有四宗、五宗之别，在理论上其实就是规定心性是净是染，在实践上是发扬本有心性还是消灭本有心性的问题。但南北二师的界限不一定如此清楚。作为慧光十大弟子之一的冯衮著《捧心论》，认为“当为心师，不师于心”，显然就是主张心性杂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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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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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佛性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中心议题之一。南朝有顿悟成佛和渐悟成佛两大系。在北方，道朗与慧嵩在佛教义学上独步河西，直接参与了《大涅槃经》的翻译。道朗有《涅槃义疏》，强调涅槃与“法性”为一，“法性以至极为体，至极则归于无变”，因而法性也是“常乐我净”。据此，他抨击当时讥谤《涅槃》非佛说的言论，为佛性思想的传播开路。道朗成为北方最早的涅槃师。北魏昙准听说南齐僧宗善《涅槃》，前往听讲，深知涅槃学南北不同，于是另行研究，其说盛行于北方。道登、昙无最、僧妙等也研习《涅槃》。僧妙的弟子钽延有《涅槃经义疏》，净影寺慧远有《涅槃义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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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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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成实论》学的发源地，《成实论》最有影响的弘扬者，都出自鸠摩罗什的门下。其中僧导居寿春，僧嵩住彭城，形成成实学的两大系统。彭城系的僧嵩及其弟子僧渊。是公开反对《涅槃》佛性说的著名人物，在北朝很有声望。僧渊之后，此系思想发生分化，道登善《涅槃》、《法华》，彻底改变了排斥佛性说的立场；僧渊的另一弟子慧球，临终“遗命露骸松下”，似仍坚持《成实》的原来主张。此外，有灵珣、道纪、慧嵩等人是魏末北齐时知名的成实论师。灵珣以后转到了地论师慧光的门下。道纪撰《金藏论》，调和佛教信仰与儒家孝道。慧嵩被高昌王夷其三族，不以为意。这表明，北朝成实论师大都坚持厌生离世、严峻冷酷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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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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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佛教学者称为四论师。这一派将《大智度论》和“三论”相提并论。著名学者有北齐的道场（长）和昙鸾等人。道场和昙鸾后来又归净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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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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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四分律》的佛教学者称为四分律师。《四分律》于411年到442年间在竺佛念的协助下由佛陀耶舍在长安译出，它是上座部系统的法藏部所传的戒律。中国本来盛行《十诵律》，但因为《四分律》内容完整，又容易理解，所以从北魏孝文帝时逐步兴起对《四分律》的研究，当时南朝盛行《十诵律》。孝文帝时法聪、道复等是弘扬《四分律》的先驱。地论师南道派的慧光使四分律师得以大盛，他作《四分律疏》，有弟子多人；又是北齐的僧统，被称为光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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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师及北朝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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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师是以《楞伽经》为印证的禅师。“楞伽”是山名，“阿跋多罗”的意思是“入”，意为佛入此山所说的宝经。经文宣扬世界唯“自心所现”，在修持上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即重视慧念，而不在语言。《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现有3种汉译本，即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4卷本、北魏菩提流支译的10卷本以及唐朝实叉难陀译的7卷本，通行的是4卷本。楞伽师在北朝独盛，与北朝佛教重视禅观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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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菩提达摩以4卷《楞伽》授慧可，慧可后有弟子僧那、僧璨等多人，后来直接发展为禅宗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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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北朝佛教要义，小乘是以《毗昙》、《成实》最为兴盛，大乘以《涅槃》、《华严》、《地论》影响较大，各家师说中以地论师对后来佛学发展的影响最大。另外，北朝佛教侧重于实践，尤重禅观，形成与南朝佛教重义理、尚玄谈的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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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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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44．佛教的石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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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石窟源于印度。印度佛教石窟见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文达雅山的悬崖上。这些佛教石窟是印度古代佛教徒作为佛殿、僧房开凿的，共有洞窟30座，其中5座（第9、10、19、26、29窟）是带塔的礼拜窟，其余均为僧徒居住窟。大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始建造，至六七世纪完成，前后达700年。其中有石雕佛像、藻井图案和壁画等，而以壁画最为著名，主要是佛生故事和印度古代宫廷生活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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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衰于16世纪。多依山崖凿窟，也有利用天然洞穴者。窟内外开龛雕塑佛像，并常铺以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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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佛教的需要开凿在山崖间的石窟，既可设置佛教雕塑和壁画，佛教徒也可在里面从事佛教活动，也可作为理想的寺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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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的主体是佛的塑像，位置显著。一般情况下，两侧都陪衬有弟子、菩萨等塑像，可供佛教徒顶礼膜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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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两种主要作用，一是用形象的图画向佛教徒宣传、阐述佛教义理；二是以强烈的装饰效果来感染信徒。使人们走进洞窟有如走进佛国，“人佛交接，两得相见”（见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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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彬县大佛寺大佛洞左胁侍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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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雕塑主要分布于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辽宁、宁夏、四川、云南等地，根据窟形和雕塑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三大区。内容题材依佛典要求，早期多单身佛像，北魏时增加二胁侍菩萨，其后数量不断增加，至隋、唐形成整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供养菩萨、二护法天王及二力士之群雕，四壁浮雕佛传、本生、天龙八部及供养人像等。早期雕塑受犍陀罗艺术影响，如凿于三四世纪的克孜尔石窟、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16国雕塑受西域影响，形成以凉洲为中心的地域风格。云冈石窟是北魏的代表作，早期雕塑近凉州风格，孝文帝改制后，佛像面腆含笑，褒衣博带，形象渐趋清秀。北朝晚期至隋造像趋于写实，至唐形成浓丽丰肥的时代风格，以龙门、天龙山的石刻和莫高窟的彩塑为代表，佛像常以现实人物为依据。盛唐以后，中原地区石窟寺院渐渐衰落，宋代四川地区石窟造像技巧娴熟，场面宏伟，杂糅了不少现实生活的题材，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