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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皇帝赐用于“金瓶掣签”的金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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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和班禅的称号虽然在明代时候就已产生，但在清代时才得以确立。如前所述，通过清顺治帝的册封，给了达赖喇嘛历史上最优异的礼教和最高的称号，令其掌管西藏佛教，也就是西藏地方的宗教首领，认可了固始汗为代表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自此，以黄教最高领袖号召蒙藏民众，依靠和硕特蒙古势力统治西藏地方成为清政府的基本政策。后来，清朝为稳定在西藏的统治和加强班禅系统的势力，康熙皇帝下诏册封第五世班禅。这样，清政府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系统，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中央王朝的承认和册封便成惯例。另外，黄教在蒙古又立了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是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一是内蒙的章嘉。这个系统用来掌管该地的藏传佛教事宜，但没有达赖和班禅流传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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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转世制度的运作流程，都较为神秘。在前世活佛去世后一年时开始寻访，通过占卜等神秘活动寻访出一位甚至多位灵童。然后再由灵童来辨认前世活佛生前的物品，再请神来问谕。辨认和降神的结果要由驻藏大臣向清政府报告，请求批示。然后再举行升座仪式，称为“坐床”，经过此仪式，灵童正式称为活佛。这其中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是多位灵童都可以进行候选的话，那么，该如何抉择，同时又能避免西藏多个贵族操纵活佛地位用于争权夺位呢？1792年乾隆皇帝颁布了“金瓶掣签”法，由清政府制金瓶两个，一个送往拉萨大昭寺，一个藏于雍和宫。活佛转世系统中，确定灵童后要用抽签来决定活佛。这样，金瓶掣签成为定例，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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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68．近代佛教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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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内交外困的佛教也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佛教走上了漫长的改革之路。当时佛教所面临的威胁是国际社会的挤压、国内政治的打击、自身的弊病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佛教的基本发展表现为居士的突起、各宗的复兴和人间佛教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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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彻底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与之相依的佛教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中国传统佛教的生存土壤，无疑是小农经济。禅宗的“农禅经济”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鸦片战争汹涌而来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其经济方式扫荡了整个中国风雨飘摇的大地。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冒险、追逐利润等心理，与佛教的与世无争、断绝尘缘等特点相距甚远。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渗入的同时，基督教也随之进入。在西方传教士于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教时期，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日益扩大；同时，日本也向中国反输佛教，带有浓厚的侵略色彩而失去了佛教原有的宗旨。还有国内的政治阶级，例如太平天国对佛教的打击，以及一些政府对寺庙财产的侵夺。以上这些都给中国传统佛教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压力，使他们在这样的外患下难以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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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佛教由于长期依附于封建势力，随着封建阶层的没落，其本身也出现了衰退，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首先是传统佛教长期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本身的封建化色彩浓厚。到了近现代，这种融合给传统佛教带来了巨大障碍。寺庙经济开始难以维持日益增长的庞大的食利阶层，也因此产生了因追逐寺院经济置佛教义理而不顾的恶劣现象。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丧钟的敲响，传统佛教活力也走到了尽头。其次是由于佛教在宋以后从事的义理讨论都集中在与儒、道的三教结合方面，所以佛教本身并没有多大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大多数僧人的佛学修养普遍不高。这与唐代、五代、宋代时名僧迭起的时期是极为不同的。多数僧人只知道对佛祖菩萨焚香礼拜，对佛理并不了解甚至不作研究，就更不用说出现诸如禅宗五家十宗争鸣的局面。中国南北众僧人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这样的佛教界，要想担负起佛教振兴的重任确实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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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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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俗姓萧，19岁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法号古严，字德清。清道光初年，正是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时候，虚云的父亲萧玉堂老先生在泉州做官。萧老先生和夫人颜氏笃信佛教，遗憾的是年已40多岁的萧夫人还未生子。一天，夫妇二人到开元寺烧香拜佛，回来后两个人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一位长须青袍老人骑着老虎冲进萧夫人的怀中。不久萧夫人便怀了孕，10个月后正兴奋地期待生个儿子延续萧家香火时，结果竟生下一个大肉团，萧夫人年纪大了，体力不支，看到肉团竟因惊吓过度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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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个卖药的老人，自愿帮忙把肉团剖开，里面竟然是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萧府上下在悲痛之余，也算得到一些安慰。而这个生下来就没了娘的孩子，就由庶母王氏照顾。这个孩子跟其他孩子并没什么两样，只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喜欢跟家人到寺庙去朝拜。13岁那年，在湖南老家的寺院中，他每见佛像及听到念佛声，心里就很喜悦，而在小小的年纪就有了要出家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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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内外夹击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佛教做出了一定抗争。首先是居士佛教在晚清这样一个时代异军突起，为佛教界作了许多活跃的改观。在他们的影响下，佛教各宗派也作了诸多尝试，试图复兴各宗。其中以初清既已衰败的禅宗最为积极，禅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在清末仍能保持一定的规模，并且开始积极地参与社会，兴办佛学院校，组建团体，从事慈善救济活动。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虚云、圆瑛大师，他们为禅宗法门的支撑做了许多工作。净土宗也积极地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并且依然受到了民众的推崇。印光大师作为近代净土宗的重要人物，对弘扬净土影响最广，为后人所不及。另外，法相唯识宗在湮没已久的情况下于近代复兴，可谓一枝独秀。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密宗也有一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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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佛教开始走向革新之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人生佛教”的号召，许多僧界领袖都积极地响应。佛教还在社会上做了普及和教育活动，成立佛教研究机构、民间团体，创办刊物，为近代佛教带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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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69．杨文会与金陵刻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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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是晚清最杰出的佛教居士，为中国近现代居士佛教带来了新风气。杨文会，字仁山，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出生于安徽石埭（今石台）一个官宦之家，因为偶然得《大乘起信论》而反复研读，随之又读了《楞严经》，对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一心学佛，认为只有在佛教中才能找到解脱苦恼的方法，并把关注的焦点移到佛教的振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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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在南京创办了刻经处。1866年，杨文会移居南京，认识了一批学佛同人，如王梅叔、魏刚己等人，面对佛教内忧外患的情况，他们感到佛教典籍的毁坏失散对当前佛教的发展大为不利，于是发愿改变刻印过去大部头《大藏经》的做法，转而改印佛经小册子，以便更为流行佛法。杨文会亲自订刻章程，就此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他们以金陵为中心，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和校点编辑体例，刻印了一大批普及佛典，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杨文会生前主持金陵刻经事业近50年，刻印佛经3000余卷，其中有许多是已经佚失的唯识宗典籍，对近代唯识宗的振兴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华严宗的复兴也与其有莫大关系，杨文会曾托人从日本收集中国久已失传的《搜玄记》、《探玄记》等数十种华严经典，整理刊刻并结合时代需要予以发挥，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书在近代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金陵刻经处对所刻经书，选择极严，内容纯正；二是刻印经书的质量很高，校勘严谨，刻工精致。杨文会还注重广传中国失传古本，积极自海外寻得流传已久的各宗派书籍二三百种，择其精要而刻印。金陵刻经处的印经，对清末民初佛教经论的流通贡献极大，实际上推动了当时学佛研佛的风气，为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他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刻经机构。总而言之，金陵刻经处的创立，是中国近代佛教的大事。对于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金陵刻经处有开启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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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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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身为近代著名居士，不仅在刻经上做出了努力，并且还培养了诸多佛学人才，推进了近代佛教教育事业，更开一代居士佛学之新风，从他开始，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与讲学为事业，遂为金陵刻经处百余年来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