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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竟无自己在佛学理论上推尊法相唯识学，并对此有十分精深的研究。他通过对法相唯识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唯识和法相是在理论上具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两种学理的崭新见解。在《瑜伽地师论》刻印时，他亲自写序言，阐发法相唯识学一本十支的奥义，分唯识、法相两宗，发前人之所未发。他认为，从印度瑜伽行派弥勒学发展历史来考察，是先立法相，后创唯识。他在有关的经论叙著中，从不同角度比较了法相学与唯识学之间的不同点。欧阳竟无一生著述甚丰，晚年自编所存著作为《竟无内外学》26种30余卷，他在著作中提出的“结论后的研究”的方法和“佛教宗教非哲学”、“法相唯识非一”的思想，在当时颇有影响。欧阳竟无毕生穷究佛学，初研瑜伽，中研般若，晚精法相唯识，实集佛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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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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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1885～1968年），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哲学研究。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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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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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教育方面，欧阳竟无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在内学院的30年历史中，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等，都与内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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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竟无一生，继承了杨文会的刻经立学事业，成果斐然，他所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开佛学教育以专业化、学术化之先河，并以此为后世居士道场奠定基础，大大提升了居士于佛学界的地位。另外，其突出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唯识宗复兴上的诸多努力，以及他融通儒佛的佛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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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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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71．太虚的佛教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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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1889～1947年），浙江海宁人，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最重要领袖，人生佛学的主要倡导者。太虚一生的事业和佛教改革的成败息息相关，门下徒众誉之为中国的马丁·路德，而“政治和尚”之类的讥评也时有所闻。从立志佛教改革开始，太虚始终在寻求一条将佛法与社会，也即将佛法的胜义谛与世俗谛结合发展的道路，其佛教改革思想和这一中心目标密不可分。太虚自幼家贫多病，启蒙识字后，才气渐露。16岁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同年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1909年随寄禅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又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跟随杨文会学佛经。1911年在广州组织僧教育会，住持白云山双溪寺。当时的黄花冈起义对他影响很大，他曾作诗凭吊。1912年与同学仁山等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后中国佛教协进会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推为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撰文宣传“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的僧团制度。1917年应请至台湾弘法。曾在上海与章太炎等组织觉社，出版《觉社丛刊》，后改为《海潮音》月刊。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1925年率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闽南佛学院院长。1928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是年秋出国访问，历游英、法、德、比、美诸国，宣扬佛教，与英、法等国学者共同发起，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太虚是第一个到欧美弘法的中国僧人。1931年在重庆北碚缙云寺创办汉藏教理院。1943年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1947年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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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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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一生精研佛学，在许多佛学义理上尤其是唯识宗派思想上作过诸多论述，他是当时僧界弘扬唯识学的主将。然根据上面所述太虚一生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佛教的复兴、重整和改革活动，是一位佛教改革的实践家。太虚年轻时受时局影响，阅读很多有关中外各种思潮的书刊，还跟苏曼殊学过英文。1907年经同学华山、栖云等介绍，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述，深受激励，向往革命。他当时还读了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如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书，甚至于马克思的著作。面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他提出了“佛教革命”的口号，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撰文宣扬佛教复兴运动，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人生佛学”被后人发展为“人间佛教”理论，成为现代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他还创办佛学院，组织居士林，出版书报杂志，在培育新僧人才，团结各界信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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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提出的佛教革新思想显然受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自己曾把佛教三大革命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比拟，认为教理革命就是民权主义，教制革命就是民族主义，而教产革命则是民生主义。后来他又模仿三民主义而提出了所谓的“三佛主义”，即建立有主义、有纪律之僧团组织的“佛僧主义”，大力发展佛教徒、在僧侣组织之外还要建立居士组织的“佛化主义”，以及用佛教影响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佛国主义”。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其重点在整顿僧制，建立新僧团，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受到佛教内部保守派特别是占寺产为己有的既得利益者，同时又是实力派的强烈反对，改革难以实行，因此，太虚便积极从事佛教教育。他创办刊物以宣传佛教思想，创办佛学院以培养佛教人才，他特别鼓励年轻的僧人学习佛教教义，并兼学各种文化知识，他在《学僧修学纲宗》中谈到学僧“为学的宗旨”时强调，“根本宗旨在于佛学”，但学佛“不仅解行佛法独善其身，还要将佛法扩充到全社会里去，发展到全人类中去，既然如此，在此修学时期，必须要预备办这种事业的工具，即是要有世间的各种常识：科学、哲学的常识，各民族历史、地理等文化的常识，此外还有宣传佛教的文字语言”。太虚在推行佛教教育方面的努力对近代佛学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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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虚的佛教改革事业中，教产、教制方面的收效甚微，而教理革命，尤其是人生佛教的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贡献很大。太虚提倡人生佛教的主要内容在于：以佛教“舍己利他”、“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为此，太虚大师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的口号。他认为，这里所谓的“即人成佛”与禅宗所说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一样，而是指“直依人生增进成佛”，或“发达人生进化成佛”。他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因此，他的人生佛教的鲜明特点就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具体人格的培养和完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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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金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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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内的金山上。金山雄峙在镇江市区西北的长江南岸，山势巍峨，风景优美，有“江南诸胜之最”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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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的这一理念，虽然在当初受到了一些佛教信仰者尤其是僧界的攻击，但随着学说的宣扬，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工商界和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太虚的做法。在他们的努力下，太虚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教理革命，向社会迅速扩展，并最终成为整个佛教界的自觉行动，推动了近代佛教的革新。虽然太虚的很多思想在后来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是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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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提出的佛教革新主张，在当时得到了广大僧众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例如1912年在镇江金山寺召开的“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上他最早提出佛教革新主张时，由于旧派的反对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乃至发生了“大闹金山”事件。虽然太虚革新佛教的主张并不十分适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他自己后来也改变或放弃了某些主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提出并致力于推行的佛教革新运动在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代佛教的复兴也是起过十分重要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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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成就一番有特色的佛教改良思想，很大一个因素在于他生活在佛教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一切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都必然会打上革命的烙印，佛教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也是如此。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革命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他为此走出山林，走向广阔的生活世界。佛教对他来说不再只是个体生命解脱的工具，他所关心的是改革佛教的积弊，振兴佛教，以之为救国救天下的工具。佛教的信仰与世界潮流、天下大势紧密融合在一起，他旺盛的生命活力赋予了那个时代的佛教以奇情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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