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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印象里，官府征兵似乎就是《石壕吏》里描写的那样：恶霸似的差役一脚踹开老百姓的家门，把壮丁生拉硬拽的抢走，押送到军队里就算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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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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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困难是，朝廷和地方相距十万八千里，交通和通讯都不便，朝廷怎么能防止地方官员瞒报征收的壮丁和赋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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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地方官从百姓那里抢来了壮丁和钱粮，却向朝廷瞒报税收记录，只上交了一小部分，把大部分所得都中饱私囊，那朝廷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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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办法，是朝廷亲手掌握所有纳税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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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实行了遍及全国的户籍制度。每一户居民的人口、年龄、耕种土地等赋税信息，全都在政府登记造册。地方官还要负责每年更新户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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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征兵征税，就按照这些户籍记录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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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法说的容易，却需要大量的文案和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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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帝国从朝廷到州、到郡、到县、到乡、到里，养了多达数万名官员，才能完成繁重的文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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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么多政府部门同时工作，还需要一套庞大的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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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考虑到古代交通极不方便，运输成本很高。古代中国地形复杂、道路崎岖。无论是粮食还是壮丁，运输既花时间，又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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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递政令，还需要一套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这套系统需要在国家的主要干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处传递文书用的邮亭[6]。邮亭要准备食水、马匹、常驻邮政人员。还要有一定的士兵负责周边的治安。该系统同样耗资巨大，非一时一刻能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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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拥有以上这些条件—庞大的文官集团、系统的管理制度、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一个古代政权才有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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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民军领袖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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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领袖唯一快速召集军队的机会，是出现大规模流民的时候。即便是流民也要受制于交通不便，也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军常常带有“席卷”的性质：在一个地区收集完流民后，再奔向下一个地区，经过不断的积累才能越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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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历史课本由于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常常夸大农民起义的影响。其实，秦末的陈胜吴广，王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这些农民军刚起事的时候都不过只有几百几千人，都是经过了成年累月的积累，才慢慢壮大起来。而上来就能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反政府武装，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早已驾驭文官系统多年的贵族们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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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在汉代，王爷、太守叛乱最可怕，上来就能组织上万上十万的叛军。而农民造反，起手不过几百几千人，根本不叫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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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汉朝官员对于黄巾军的“幼稚”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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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官员们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只会警惕贵族的叛乱。农民叛乱呢，不过几百几千人，临时剿灭也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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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黄巾军起事前夕，东汉帝国的行政力量正投入到抓捕“党人”的行动中。所谓“党人”，是一些有大家族背景的知识分子、帝国的政治精英，他们才是朝廷最为警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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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项大任务相比，关于张角的报告就不值得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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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可以佐证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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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被手下告发后，朝廷终于开始抓捕黄巾军。按照《后汉书》的说法，朝廷的行动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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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向帝国重臣们下命令抓捕黄巾党。但这些人没亲自去抓，只派了一个首都园林局局长，让这个局长带着国务院警卫班，在皇宫、政府机关以及民间搜寻黄巾党人，杀了一千多人。又到张角的家乡河北省去抓捕张角本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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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听明白了么？东汉朝廷最后是派了一个在首都地区管理园林的小官儿，带着负责警卫的非正规部队，就在首都附近搜索黄巾军。一共才抓了一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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