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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隋文帝兴隆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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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崇奉儒家名教，取缔佛、道二教，攻灭北齐后又在原北齐境内推行取缔佛、道二教的政策。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记载：“毁齐境佛教经像，时僧反服（按：还俗）者三百余万。”然而实际上，在还俗者之中有不少人仍秘密奉法传教，也有很多僧人逃到南方。周武帝死后，宣帝开始恢复佛教。静帝时身居丞相之位主持朝政的杨坚积极扶持佛教，佛教得以迅速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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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直接承袭北周，隋文帝继续奉行兴佛政策。开皇元年（581）向全国下诏，允许民人出家为僧，并命百姓按人口出钱营造佛像（《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采纳沙门昙延的建议，敕度一千余人为僧（《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又敕在五岳之下各置寺一所（《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命在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大的都城由官府组织写“一切经”（相当于后来的“大藏经”）置于寺内，另写一部置于秘阁保存。《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记述：“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同年又下诏为其父杨忠（尊为“武元皇帝”）曾作过战的地方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2]；接着，又下诏在当年平北齐的相州战场立寺一所，立碑纪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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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元年（581）冬，原北齐沙门宝暹、南朝陈沙门智周等十一人从西域归，带回梵文佛典260部，文帝敕付有司访人翻译。开皇二年（582）下诏于新建的长安都城兴建大兴善寺，作为安置高僧修行和译经之所。（《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及《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等）开皇三年（583）下诏修复北周所废的一切佛寺。（唐法琳《辩正论》卷三）同年降诏：“好生恶杀，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令可凭。禀气含灵，唯命为重。”命京城及各州的官寺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的八日至十五日，行道弘法，戒杀一切有生命之物。开皇四年（584）下诏把北周灭佛时由官府没收的金铜等造未毁佛像交附近寺院供养，不得损坏。（《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开皇五年（585）诏沙门法经于大兴殿授菩萨戒。六年（586）大旱，诏沙门昙延于正殿升御座授法，文帝与群臣都受八关斋戒。（《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开皇十年（590）是实现南北统一的第二年，隋文帝“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并承认在此年四月以前私度出家的僧尼合法。当时僧尼已达50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卷十八《昙迁传》）开皇十一年（591）下诏，以后营造佛寺佛像等功德事业，不必分官民公私，可以“混同施造”。（《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同年下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金石萃编》卷三十八《诏立僧尼二寺记》）。开皇十三年（593）文帝在佛、僧前为兴佛犹有未周之处及北周灭佛之时臣民之罪而“发露忏悔”，臣民仿效者据称达十万人（《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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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五年（595）命有司摘录大小乘佛经中所载的戒规，分类编成《众经法式》十卷，用以规范僧尼的行为。（《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开皇十九年（599）下诏：“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破坏佛像、道士坏天尊像者，以恶逆论。”（《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这是明令禁止破坏一切宗教崇奉的造像。据《隋书·刑法志》，隋朝立有“十恶”的罪条，犯者皆要受重刑处罚。文帝之世，在他即位之前经历过的四十五州都建有“大兴国寺”，其中有的只是旧寺改名。（《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密传》）文帝还命沙门编撰经录（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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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文帝一生的兴佛活动中，敕全国各州建造佛舍利塔，于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安置和供养佛舍利的法会，是历史上空前绝后之举，不仅具有宗教的意义，而且也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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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兴建佛舍利塔，据说与他的身世有直接关系。杨坚于西魏大统七年（541）生于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当时有位名智仙的比丘尼来到此寺，说：“儿天佛所佑，勿忧也。”给他起名叫“那罗延”，意为“不可坏之金刚”或“金刚力士”。此后，杨坚之父杨忠委托智仙抚养，直至十三岁杨坚才回到父母身边。智仙俗姓刘，河东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人，自幼出家，“以禅观为业”。[4]后来杨坚即位，认为自己这段经历非同凡俗，之所以能登上皇帝之位是受到佛的佑助。《续高僧传·道密传》记载：隋文帝“每顾群臣，追念阿阇梨（按：意为导师，此指智仙）以为口实。又云：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按：指僧）中来……”命著作郎王邵为智仙作传，称她为“神尼”。此后，这位智仙越来越被神化，在隋大业初年贺德仁撰《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5]中甚至把智仙描述为“天女”，说她从天上降下来向杨坚之母说：“此子天挺睿哲，相貌端严，方当平一区寓，光隆佛教，宜简择保姆之才鞠养于清净之室。”言毕不见。隋文帝降诏各州府在所建的舍利塔内要制作供奉智仙之像。据上引的《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隋文帝在去世前召匠人为自己铸等身像，并在旁边绘制智仙尼之像。隋文帝这种做法不仅是要全国臣民虔诚信佛，而且也要让天下人知道自己接受北周“禅让”即位为帝是符合佛、神的无上旨意的。这与儒家传统所说接受“天命”“承天统极”等君权神授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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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命各州建造佛舍利塔的做法，为历代王朝所无。舍利（Śarira），意为尸骨或身骨，一般指释迦牟尼佛圆寂后火化遗体后结成的珠状物。《长阿含经·游行经》记载释迦遗体火化后，由八国将他的舍利分为八份，各在本国建塔安置供养。此后，佛教关于舍利有很多传说，如译于西晋的《阿育王传》、译于南朝梁的《阿育王经》，都说阿育王曾发掘摩揭陀国王阿阇世王建造的舍利塔，取出舍利命“夜叉”（佛教所说的鬼的一种）于一切大地乃至大海，处处起塔供养舍利，在一天中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那么，隋文帝派使者往各州送舍利，建造舍利塔，其舍利来自何处呢？让我们看看下面列举的几段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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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昔在潜龙（按：未当皇帝之时），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王邵《舍利感应记》，载《广弘明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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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昔在龙潜，有天竺沙门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觉（按：佛）遗身也，檀越当盛兴显，则来福无疆。言讫莫知所之。后龙飞（按：即位为帝）之后，迫于万机，未遑兴盛。仁寿元年追惟昔言，将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与迁（按：高僧昙迁）交手数之，虽各专意，而前后不能定数。帝问所由，迁曰：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以事量之，诚恐徒设耳。帝意悟，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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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元年，帝及后宫同感舍利，并放光明。砧磓试之，宛然无损。遂散于州郡，前后造塔百有余所。（《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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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段引文是说文帝在即位前从一位印度老和尚那里接受一包舍利，即位后派僧把这些舍利分送各州府，依照当年阿育王造塔的做法，在各州建塔安置供养。后一段引文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说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与皇后等人“同感”得舍利。舍利放光，十分坚硬，连用锤子敲击都砸不坏。从现在资料推断，舍利来自印度僧人应当是可信的。至于是否佛的真身舍利，是属于信仰领域的问题，这里不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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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派名僧和官员分送舍利到各州，命各州建塔安置供养是历史事实。在仁寿（601—604）年间共有如下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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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寿元年（601）六月，派沙门30人，各配以侍者2人，散官1人，带陆香120斤，到30州奉送舍利。在其中17个州特定的寺院建塔安置舍利供养，如岐州凤泉寺、雍州仙游寺、嵩山嵩乐寺、泰州岱岳寺、蒲州栖岩寺、同州大兴国寺等。其他13州则应在“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州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各州接到舍利之日，据各地情况应召集僧360人或240人、120人，僧少的地方则召集已有的全部僧众，为文帝、皇后、太子、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员、“一切民庶幽显生灵”，举行法会和忏悔七天。期间任民人布施，钱限十文以下。官府用这些钱来造塔；如果钱不够用，可以役使正丁并动用官库的钱物。又命各州在当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同把舍利放入石函奉安于塔内。为此，从州刺史到县尉，除军机要务外，需停止常务七日，以举行供养舍利的斋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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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仁寿二年（602）正月，隋文帝又派僧人、官员往51州分送舍利，命建塔供奉。一切规定和要求，皆同第一次。将舍利封入石函的时间规定在四月八日。（《广弘明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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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仁寿四年（604）春，隋文帝又下诏在30州建舍利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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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在一百多州造舍利塔111座[8]。关于隋文帝仁寿年间造舍利塔之事不见正史记载，然而佛教文献、著名律学高僧、史学家道宣所编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及道世编撰《法苑珠林》等都有详细记载，此外还有部分碑刻实证资料。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载有仁寿元年（601）十月十五日的《同州舍利塔额》及铭文（在同州武乡县大兴国寺）、《青州舍利塔下铭》（在青州逢山县胜福寺）及清陆耀遹撰《金石续编》卷三所载《岐州舍利塔下铭》（在岐州岐山县凤泉寺），铭文除地名相异外都相同。《金石萃编》卷四十还载有仁寿二年（602）四月八日《邓州舍利塔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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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遣送僧人往各州分送舍利之际说过：“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王邵《舍利感应记》）所以各州在向皇帝报告建舍利塔的经过的表奏中都要讲一大通各地出现的“感应”、“符瑞”等神奇现象，如往塔中安置舍利时或有五颜六色的神光出现，或阴雨骤停，天晴日出；或地动山摇，空中闻鼓乐之声；或祥云缭绕，或众神持花卫护，或久旱逢雨，或草木迎雪开花，或久病者忽然痊愈……对此应作何解释呢？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其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隋纪三》载有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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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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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兴起谶纬之学，杂糅于儒家经学之中，利用儒家天命论、君权神授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宣称有帝王兴起上天必显寓有祥瑞意义的自然现象以表天命所归、皇运所在。司马光没有具体列举隋文帝利用什么符瑞现象及各地编造进献符瑞的内容，然而却明确地指出隋文帝的政治目的是争取民心的支持，让天下臣民相信他废周建隋称帝是“承天应运”，是符合天命之义举。从当时南北刚刚实现统一的历史背景考察，隋文帝连续三次派人到南北一百多州奉送舍利建塔供养，不仅具有这种政治目的，还可以说有借以加强全国统一意识的政治意义。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命各州僧人宣读的忏悔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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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戒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贤圣僧，弟子蒙三宝福祐，为苍生君父……（《广弘明集》卷十七载王邵《舍利感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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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自己建隋朝当皇帝是佛教佛、法、僧三宝保佑的结果，与前引他讲的“我兴由佛法”是一个意思。王邵《舍利感应记》还记载，隋文帝在这一年十月之内，“每因食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此外宫妃也有得舍利者，“宫内凡得十九”。这是前面所引《续高僧传·道密传》中提到的“帝及后宫同感舍利”。不仅如此，在这种气氛中，远近竞进献舍利。那么，这些舍利果然皆是真的吗？借用隋文帝一句话：“何必皆是真！”（《广弘明集》卷十七载王邵《舍利感应记》）应当说隋文帝更加看重的是它宗教上神圣象征意义和政治上维护社会统一安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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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全国有州（后改为郡）190个。隋文帝在一百多个州建舍利塔，三年间在命各州同一个时间组织僧俗、官民隆重举行供养法会，为皇帝、皇室和全国臣民忏悔、祈祷，在刚刚完成南北统一的情况下可谓是国家的一个盛举，其意义已经超出宗教，可以说在客观上对维护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对巩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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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记载，隋文帝时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有132086卷，修治旧经3853部，造佛像106580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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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隋炀帝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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