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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寿元年（601）六月，派沙门30人，各配以侍者2人，散官1人，带陆香120斤，到30州奉送舍利。在其中17个州特定的寺院建塔安置舍利供养，如岐州凤泉寺、雍州仙游寺、嵩山嵩乐寺、泰州岱岳寺、蒲州栖岩寺、同州大兴国寺等。其他13州则应在“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州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各州接到舍利之日，据各地情况应召集僧360人或240人、120人，僧少的地方则召集已有的全部僧众，为文帝、皇后、太子、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员、“一切民庶幽显生灵”，举行法会和忏悔七天。期间任民人布施，钱限十文以下。官府用这些钱来造塔；如果钱不够用，可以役使正丁并动用官库的钱物。又命各州在当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同把舍利放入石函奉安于塔内。为此，从州刺史到县尉，除军机要务外，需停止常务七日，以举行供养舍利的斋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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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仁寿二年（602）正月，隋文帝又派僧人、官员往51州分送舍利，命建塔供奉。一切规定和要求，皆同第一次。将舍利封入石函的时间规定在四月八日。（《广弘明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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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仁寿四年（604）春，隋文帝又下诏在30州建舍利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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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在一百多州造舍利塔111座[8]。关于隋文帝仁寿年间造舍利塔之事不见正史记载，然而佛教文献、著名律学高僧、史学家道宣所编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及道世编撰《法苑珠林》等都有详细记载，此外还有部分碑刻实证资料。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载有仁寿元年（601）十月十五日的《同州舍利塔额》及铭文（在同州武乡县大兴国寺）、《青州舍利塔下铭》（在青州逢山县胜福寺）及清陆耀遹撰《金石续编》卷三所载《岐州舍利塔下铭》（在岐州岐山县凤泉寺），铭文除地名相异外都相同。《金石萃编》卷四十还载有仁寿二年（602）四月八日《邓州舍利塔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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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遣送僧人往各州分送舍利之际说过：“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王邵《舍利感应记》）所以各州在向皇帝报告建舍利塔的经过的表奏中都要讲一大通各地出现的“感应”、“符瑞”等神奇现象，如往塔中安置舍利时或有五颜六色的神光出现，或阴雨骤停，天晴日出；或地动山摇，空中闻鼓乐之声；或祥云缭绕，或众神持花卫护，或久旱逢雨，或草木迎雪开花，或久病者忽然痊愈……对此应作何解释呢？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其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隋纪三》载有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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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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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兴起谶纬之学，杂糅于儒家经学之中，利用儒家天命论、君权神授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宣称有帝王兴起上天必显寓有祥瑞意义的自然现象以表天命所归、皇运所在。司马光没有具体列举隋文帝利用什么符瑞现象及各地编造进献符瑞的内容，然而却明确地指出隋文帝的政治目的是争取民心的支持，让天下臣民相信他废周建隋称帝是“承天应运”，是符合天命之义举。从当时南北刚刚实现统一的历史背景考察，隋文帝连续三次派人到南北一百多州奉送舍利建塔供养，不仅具有这种政治目的，还可以说有借以加强全国统一意识的政治意义。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命各州僧人宣读的忏悔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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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戒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贤圣僧，弟子蒙三宝福祐，为苍生君父……（《广弘明集》卷十七载王邵《舍利感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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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自己建隋朝当皇帝是佛教佛、法、僧三宝保佑的结果，与前引他讲的“我兴由佛法”是一个意思。王邵《舍利感应记》还记载，隋文帝在这一年十月之内，“每因食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此外宫妃也有得舍利者，“宫内凡得十九”。这是前面所引《续高僧传·道密传》中提到的“帝及后宫同感舍利”。不仅如此，在这种气氛中，远近竞进献舍利。那么，这些舍利果然皆是真的吗？借用隋文帝一句话：“何必皆是真！”（《广弘明集》卷十七载王邵《舍利感应记》）应当说隋文帝更加看重的是它宗教上神圣象征意义和政治上维护社会统一安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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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全国有州（后改为郡）190个。隋文帝在一百多个州建舍利塔，三年间在命各州同一个时间组织僧俗、官民隆重举行供养法会，为皇帝、皇室和全国臣民忏悔、祈祷，在刚刚完成南北统一的情况下可谓是国家的一个盛举，其意义已经超出宗教，可以说在客观上对维护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对巩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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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记载，隋文帝时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有132086卷，修治旧经3853部，造佛像106580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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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隋炀帝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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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五子皆崇佛。原太子杨勇、秦孝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都热心建造寺院，与沙门交往密切，积极支持僧人开展讲经弘法活动。隋炀帝杨广是文帝二子，尤其尊奉佛教。开皇元年（581）被立为晋王，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总管，即在此建弘善寺。率兵灭陈后，任扬州总管，镇江都（今江苏扬州），为扶持佛教、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建造“四道场”，其中的慧日道场、法云道场是佛寺，玉清道场和金洞道场为道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义解篇论”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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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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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法琳《辩正论》卷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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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在藩邸，立四道场，释老双标，内外兼资，爰王登极，更广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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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隋炀帝杨广在即位之前是既崇奉佛教，又崇奉道教。[9]这四所道场的一切费用由晋国司供给。当时著名的学僧，如成实和涅槃学者智脱、法轮、慧觉，三论学者法澄、道庄、智炬、吉藏等人，都被召请到慧日道场。此后，杨广又在长安建日严寺，他们之中有的人又被延入日严寺。[10]杨广即位之后，为给文帝追福在京城长安建大禅定寺（后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又建清禅寺、香台寺，在高阳建隆圣寺等（《辩正论》卷三）。大业三年（607）下诏度千僧出家（《广弘明集》卷二十八《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在隋炀帝即位前曾称寺为道场，如他给慧觉的信中说：“今于城内建慧日道场。”[11]，即位后在大业九年（613）下诏正式改天下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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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自东晋以来佛教兴盛，宫廷及大寺储藏的佛教典籍很多。隋炀帝在任晋王兼行军元帅率兵灭陈及以后平定叛乱过程中，命各军随处收集佛教经书。他们把收集到的佛书都送到江都，杨广命人加以整理登录，在王邸设“宝台经藏”共四藏，约有10万轴。此后，将其中的正藏留在王邸备用，其他各藏分授慧日及日严、弘善等寺。[13]设在江都王邸的宝台经藏，派专人负责掌管，称之为“知藏”。[14]炀帝即位以洛阳为东都后，降敕在洛水以南的上林园设置翻经馆，召集学僧在此翻译佛经。此后，洛阳上林园与长安大兴善寺成为隋朝的两大译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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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与一些名僧交往十分密切，如智炬、吉藏、慈乘等三十余人，都是他最敬重的，即位后请他们入住长安日严寺。他与天台宗创始人智（539—598）的关系，史载最详。智在陈朝后期得到陈宣帝和陈后主的信敬。炀帝即位前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时，曾迎智到江都，设千斋法会。智为炀帝授菩萨戒，授予戒名为“总持”。炀帝授智以“智者”之号。此后，炀帝与智书信往返频繁，曾多次相邀，然而智皆予婉辞。炀帝在给智的信中自称“菩萨戒弟子总持”或“弟子总持”。炀帝即位时，智已经去世，他在此后关于佛教事务所下的诏敕中称自己为“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隋炀帝还对天台山国清寺的建立和维持给予很大的资助[15]，可以说天台宗的创立和发展与隋炀帝自始至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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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的发展，隋炀帝对僧尼的活动也提出若干约束。大业初年（605）下令禁止僧尼随便离开寺院到外边活动。（《续高僧传》卷二十《志超传》）炀帝身居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位，对沙门“抗礼万乘”的不拜君王的表现也十分反感。在大业二年（606），炀帝从外地率军回京，暂驻南郊，听说有僧犯罪，便召众僧前来，见僧皆不跪拜，很不高兴，下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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