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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隋炀帝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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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五子皆崇佛。原太子杨勇、秦孝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都热心建造寺院，与沙门交往密切，积极支持僧人开展讲经弘法活动。隋炀帝杨广是文帝二子，尤其尊奉佛教。开皇元年（581）被立为晋王，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总管，即在此建弘善寺。率兵灭陈后，任扬州总管，镇江都（今江苏扬州），为扶持佛教、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建造“四道场”，其中的慧日道场、法云道场是佛寺，玉清道场和金洞道场为道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义解篇论”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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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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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法琳《辩正论》卷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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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在藩邸，立四道场，释老双标，内外兼资，爰王登极，更广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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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隋炀帝杨广在即位之前是既崇奉佛教，又崇奉道教。[9]这四所道场的一切费用由晋国司供给。当时著名的学僧，如成实和涅槃学者智脱、法轮、慧觉，三论学者法澄、道庄、智炬、吉藏等人，都被召请到慧日道场。此后，杨广又在长安建日严寺，他们之中有的人又被延入日严寺。[10]杨广即位之后，为给文帝追福在京城长安建大禅定寺（后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又建清禅寺、香台寺，在高阳建隆圣寺等（《辩正论》卷三）。大业三年（607）下诏度千僧出家（《广弘明集》卷二十八《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在隋炀帝即位前曾称寺为道场，如他给慧觉的信中说：“今于城内建慧日道场。”[11]，即位后在大业九年（613）下诏正式改天下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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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自东晋以来佛教兴盛，宫廷及大寺储藏的佛教典籍很多。隋炀帝在任晋王兼行军元帅率兵灭陈及以后平定叛乱过程中，命各军随处收集佛教经书。他们把收集到的佛书都送到江都，杨广命人加以整理登录，在王邸设“宝台经藏”共四藏，约有10万轴。此后，将其中的正藏留在王邸备用，其他各藏分授慧日及日严、弘善等寺。[13]设在江都王邸的宝台经藏，派专人负责掌管，称之为“知藏”。[14]炀帝即位以洛阳为东都后，降敕在洛水以南的上林园设置翻经馆，召集学僧在此翻译佛经。此后，洛阳上林园与长安大兴善寺成为隋朝的两大译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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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与一些名僧交往十分密切，如智炬、吉藏、慈乘等三十余人，都是他最敬重的，即位后请他们入住长安日严寺。他与天台宗创始人智（539—598）的关系，史载最详。智在陈朝后期得到陈宣帝和陈后主的信敬。炀帝即位前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时，曾迎智到江都，设千斋法会。智为炀帝授菩萨戒，授予戒名为“总持”。炀帝授智以“智者”之号。此后，炀帝与智书信往返频繁，曾多次相邀，然而智皆予婉辞。炀帝在给智的信中自称“菩萨戒弟子总持”或“弟子总持”。炀帝即位时，智已经去世，他在此后关于佛教事务所下的诏敕中称自己为“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隋炀帝还对天台山国清寺的建立和维持给予很大的资助[15]，可以说天台宗的创立和发展与隋炀帝自始至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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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的发展，隋炀帝对僧尼的活动也提出若干约束。大业初年（605）下令禁止僧尼随便离开寺院到外边活动。（《续高僧传》卷二十《志超传》）炀帝身居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位，对沙门“抗礼万乘”的不拜君王的表现也十分反感。在大业二年（606），炀帝从外地率军回京，暂驻南郊，听说有僧犯罪，便召众僧前来，见僧皆不跪拜，很不高兴，下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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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有容，华夷不革，尊主崇上，远存名体，资生通运，理数有仪，三大悬于老宗，两教立于释府[16]。条格久颁，如何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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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在场的道士纷纷下拜，然而僧众对他的训斥并没有屈服，仍然直立抗礼。有位叫明赡的僧人当场回答：“陛下必欲尊崇佛教，僧等义无设敬；若准制返道，则法服不合敬俗。”意思是说，如果陛下是真心崇奉佛教的，就应当按照佛教的规矩不逼近沙门礼敬帝王。在这种情况下，炀帝只有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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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五年（607），炀帝又下诏命全国整顿佛教，说：“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会罢道。”也引起僧众的反对。大志和尚曾师事智，听说此事后直奔东都洛阳，上书炀帝应“兴置三宝”，表示要燃臂“用报国恩”。炀帝没有退让，表示允许。于是，大志在燃臂中死去。这样一来，炀帝整顿僧尼之诏只好作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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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记载，隋炀帝在长安为文帝及献后建造两所禅定寺，两座木塔，另建寺10所，修治旧经612藏，29172部，修治旧佛像101000躯，造新佛像3860躯[18]，度僧尼6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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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文帝、炀帝两代三十七年，共建寺3985所，度僧尼236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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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隋朝的僧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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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官制基本上沿袭北朝，在僧官制度方面也是如此。《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因循北魏的官制，在朝廷设昭玄寺管理佛教事务，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还设置功曹、主簿办事人员，管辖各州郡县的沙门曹。大统是僧官中最高的职位，也称“沙门大统”或“昭玄大统”；统，也称“昭玄统”“国统”，地位仅次于大统。都维那，也简称“昭玄都”，执掌教法、纲纪。从《续高僧传》的记载来看，隋朝以前担任大统者仅见北齐法上，一般只有国统和国都。国都自然是昭玄寺的都维那的略称，一般作为国统的副职。如北齐邺都的昙遵，“年逾七十举为国都，寻转为统”。[19]宋代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中的“僧主副员”中介绍说：“魏世更名僧统，以为正员，署沙门都，以分副翼，则都维那是也。”是有道理的。北齐时曾置十个昭玄统，“一统一都，为正为副”。[20]因此，对于《隋书·百官志》中对昭玄寺官职及数字的记载是不可作机械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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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述隋朝佛教史实的资料来看，隋朝后将昭玄统改为崇玄署，置令一人，当由俗人担任，归鸿胪寺管辖[21]。隋初僧猛曾任“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本传）此后，又任昙迁为“昭玄统”，灵藏为“昭玄都”，如《续高僧传》卷二《那连提黎耶舍传》所载开皇二年（582）那连提黎耶舍到长安译经，“敕昭玄统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令对翻译……”“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沙门灵藏等二十余僧监护始末”。《续高僧传》卷十一《慧海传》称昙延为“大昭玄统”，看来这只是对他的尊称，未必意味着他当过“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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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上，州（隋炀帝即位后曾改州为郡）设“沙门曹”管理当地佛教僧尼事务。有关隋朝的这方面的资料不详，据魏齐佛教的有关记载推论，在州“沙门曹”当设有“州僧统”、“州僧都”的僧官。[22]然而从情理来推测，各州未必都设僧官。现从《续高僧传》的记载来看，相当州僧官的有“僧正”、“僧官”、“僧任”等称，皆为对地方僧官的称呼。如隋初僧晃“面委僧正，匡御本邑”（指绵州）；慈藏为蜀王门师，“为州僧官，立政严猛，瓶衣香花少缺加捶，众僧苦之”；智敫在开皇十二年（592）受任广、循二州“僧任”[23]。这里提到的“僧正”、“僧官”、“僧任”，还可以将“州都”包括在内。县的僧官有“维那”。据开皇六年（586）龙藏寺碑[24]，县的维那不止一人。此碑阴所列真定、石邑、井陉等县有维那五人以上。至于佛教组织的基层单位寺院，一般皆有寺主，如隋初昙迁任长安禅定寺寺主，法愿任并州大兴国寺寺主，僧凤为崇敬寺寺主等。[25]至于“上座”之职，虽南北朝、隋朝有的寺院也有“上座”之称，如《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干传》所载，灵干在大业三年任长安大禅定道场（即禅定寺）的“上座”，但似乎这种现象并不普遍。直至唐代才有上座、寺主、维那（都维那）共同管理寺院的“三纲”制度。《隋书·百官志》记载：“郡县佛寺，改为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此发生在炀帝即位之后。寺监、寺丞恐怕皆由僧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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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作为长期分裂之后出现的统一国家，以举国的规模兴隆佛教，建寺塔，度僧尼，组织译经，奖励义学，带有一种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气度。佛教作为隋朝文化和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来的王朝，都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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