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117186e+09
1701171860 费长房编的《历代三宝记》,也称《开皇三宝录》、《长房录》,十五卷。费长房,《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提到:“时有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本预缁衣(按:原误作‘细衣’),周朝从废因俗,博通妙经玄理,开皇之译,即预搜扬,敕召入京,从例修葺,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可见,费长房原是个僧人,在北周禁毁佛教时还俗,隋初应诏入京在大兴善寺参加译经,在译经余暇(《历代三宝记·总目序》),编撰了《历代三宝记》。据此录第十五卷所载费长房《上开皇三宝录表》,他是在开皇十七年(597)十二月二十三日将此录上呈朝廷的。费长房着手撰录经录虽早于法经,然而完成在法经等人的《众经目录》之后,并且还参考了此录。
1701171861
1701171862 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五的最后列出了六家经录:《众经别录》(自注:“未详作者,似宋时述”)、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魏李廓《魏众经录目》、北齐法上《齐世众经目录》、梁宝唱《梁世众经目录》、隋法经等人《大隋众经目录》,说“前六家集录,搜寻并见”。可以认为,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就是在这六家经录的基础上编撰的。
1701171863
1701171864 除此之外,费长房还列出二十四家经录,然而指出:“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按照他原排列的次序,这些经录包括:传为秦时释利防带来的《古录》、东汉迦叶摩腾译《四十二章经》时编撰的《汉时佛经目录》、“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的《旧录》,以及前秦《释道安录》、西晋《聂道真录》、后秦僧睿《二秦录》、三国魏时朱士行《汉录》、东晋竺道祖《众经录》、西晋《竺法护录》、《支敏度录》及《都录》、《释王宗录》、《释弘充录》、释道慧《宋齐录》、《释道凭录》、《释正度录》、《王车骑录》、《始兴录》、《庐山录》、《赵录》、《岑号录》、北魏《菩提流支录》、梁释僧绍《华林佛殿录》、北魏灵裕《译经录》、《众经都录》。[37]这些经录,费长房皆未见到其本。从中国佛教史实考察,其中有的明显是属于讹传,如秦时《古录》、刘向《旧录》、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等,此外也许有的隋时已经佚失,或是费长房未能搜集到的,而在自前代经录中有所引述。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经常引用这些经录,表明他是在间接引述前代经录或是其他资料的。
1701171865
1701171866 《历代三宝记》按顺序分为四大部分:
1701171867
1701171868 1.“帝年”,即为佛教编年大事记,即按中国朝代周秦、前后汉、魏晋宋齐梁周隋,分为三卷。每卷前有简短按语,记述列代政权兴替和佛教事迹。其中第一、第二卷的按语,记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和佛教东渐的传说,反映了佛教界的传统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按语后是干支和帝王年号,将佛教事迹记载于年号之下。
1701171869
1701171870 2.“代录”,即历代译经目录,共九卷,按朝代从后汉至隋载录僧俗197人译经和著述2146部6235卷的目录,内附译著者的小传,有的还介绍译著缘起。在大部分经题之下,注上不同的经名、原作者、异译情况、译出年代、笔受者、所出经录,等等。在这一部分之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1701171871
1701171872 3.“入藏录”,是准备抄写编入“大藏经”以备流行的经典目录,共二卷。分为“大乘入藏录”和“小乘入藏录”,每一部分目录之前皆简单介绍大小乘佛典的基本内容及收录准则。“大乘入藏录”收大乘经律论551部1586卷的目录;“小乘入藏录”收小乘经律论525部1712卷的目录,内分“有译”、“失译”诸项目。此录经皇帝“钦定”得以公开流行。
1701171873
1701171874 4.“总目”,一卷。前载费长房《上开皇三宝表》和《总目序》;在总目后列有30家的经录的目录。
1701171875
1701171876 从历史角度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是继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之后又一部结构庞大,内容完备的经录,为了解和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录的历代译经目录的大部分内容被唐代经录继承吸收,功绩不容抹杀。然而从学术角度看,因为考核不够周密精审,存在伪滥的成分不少,正如唐代道宣批评的那样:
1701171877
1701171878 房录后出,该赡前闻,然三宝共部,伪真淆乱。(《大唐内典录》卷十)
1701171879
1701171880 轴别陈叙,亟多条例,然而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得在通行,阙于甄异。(《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38]
1701171881
1701171882 道宣所说的“三宝共部”,说的是把佛教的三宝——佛、法、僧皆编到书内,实指将佛教历史与佛教经录合编在一起;至于“伪真淆乱”、“真伪难分”,是批评《历代三宝记》审核不严密,有收录失当,甚至将一些疑伪经典等也收到经录之中的情况。
1701171883
1701171884 据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沙门智果又奉命在东都洛阳内道场编撰经录,录目经、律、论等佛典1950部6198卷。此录分为十一部分: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谓“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当为译记经序之类)。这部经录虽被《隋书》载录,然而对后世影响不大,它的分类方法也没有为后世经录接受。
1701171885
1701171886 总之,在实现大一统的隋朝存在30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佛经翻译和编撰经录方面是作出了突出成绩的,对佛教进一步传播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1701171887
1701171888
1701171889
1701171890
1701171891 隋唐佛教史 [:1701171342]
1701171892 隋唐佛教史 第三节 隋朝著名学僧及其研究和弘法活动
1701171893
1701171894 在隋统一的社会里,原分隔于长江南北的著名学僧能够相聚一起讨论佛教义理,共同译经、讲经传法,举办各种法事活动。隋文帝、炀帝在长安、洛阳建造大寺,召请各地名僧入住,提倡并奖励他们弘法和研究佛学。长安、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
1701171895
1701171896 一 隋朝奖励佛教义学及在长安的学僧组织
1701171897
1701171898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把国都从长安旧址迁到龙首原,因在北周时曾受封“大兴郡公”,故将新城名为“大兴城”,宫殿称“大兴殿”,门为“大兴门”,园为“大兴园”。又在靖善坊建寺,名为“大兴善寺”,作为安置来自各地高僧进行译经、传法的中心。高僧灵藏(519—586)在北周时以精于《摩诃僧癨律》和《大智度论》著称于世。文帝即位后对他十分敬重,在建大兴善寺、复兴佛法的过程中都征询他的意见。文帝曾对他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39]可见文帝对佛教具备的社会教化功能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开皇七年(587),文帝降诏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六大德”(意为六位具有崇高德行的僧人)及他们的弟子各十人进京。文帝接见后,将他们都安置在大兴善寺。[40]昙崇,在北周时以禅学闻名于世,隋初住在长安清禅寺。文帝对他十分崇敬,特许他可以出入皇宫,在他面前自称“师儿”,皇后自称“师女”。
1701171899
1701171900 文帝提倡佛教义学,选拔佛教界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到长安和各地传教,并选任德高望重的学僧主持传授佛法培养僧众的团体——“众”。这些团体即佛教史书上所说的“二十五众”和“五众”。
1701171901
1701171902 《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应传》记载:
1701171903
1701171904 开皇十二年(按:592)有敕令搜简三业学长者,海内通化。崇(按:昙崇,法应之师)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按:法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应并出有司。[41]
1701171905
1701171906 引文中“二十五人”,有的佛教学者解释为“二十五众主”,是不符合原意的。昙崇以精于禅学著称,门下跟他学禅的弟子有二百多人。他遵照文帝的敕令,从禅学优秀者中选出二十五人,作为“三业学长者”推荐给朝廷,以承担“海内通化”(到各地授业传法)之任。弟子法应是其中出类拔萃者。然而他没有到外地,而在长安实际寺教授从他学禅的三百弟子。
1701171907
1701171908 至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是成立五个学僧团体,各任命一位高僧发挥自己的专长教授佛学。“众”原是“僧伽”(samgha)的意译,即僧团。“五众”,即五个学僧团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五个佛学讲习班;“二十五众”,即二十五个学僧团体。
1701171909
[ 上一页 ]  [ :1.701171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