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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长房编的《历代三宝记》，也称《开皇三宝录》、《长房录》，十五卷。费长房，《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提到：“时有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本预缁衣（按：原误作‘细衣’），周朝从废因俗，博通妙经玄理，开皇之译，即预搜扬，敕召入京，从例修葺，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可见，费长房原是个僧人，在北周禁毁佛教时还俗，隋初应诏入京在大兴善寺参加译经，在译经余暇（《历代三宝记·总目序》），编撰了《历代三宝记》。据此录第十五卷所载费长房《上开皇三宝录表》，他是在开皇十七年（597）十二月二十三日将此录上呈朝廷的。费长房着手撰录经录虽早于法经，然而完成在法经等人的《众经目录》之后，并且还参考了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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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五的最后列出了六家经录：《众经别录》（自注：“未详作者，似宋时述”）、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魏李廓《魏众经录目》、北齐法上《齐世众经目录》、梁宝唱《梁世众经目录》、隋法经等人《大隋众经目录》，说“前六家集录，搜寻并见”。可以认为，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就是在这六家经录的基础上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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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费长房还列出二十四家经录，然而指出：“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按照他原排列的次序，这些经录包括：传为秦时释利防带来的《古录》、东汉迦叶摩腾译《四十二章经》时编撰的《汉时佛经目录》、“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的《旧录》，以及前秦《释道安录》、西晋《聂道真录》、后秦僧睿《二秦录》、三国魏时朱士行《汉录》、东晋竺道祖《众经录》、西晋《竺法护录》、《支敏度录》及《都录》、《释王宗录》、《释弘充录》、释道慧《宋齐录》、《释道凭录》、《释正度录》、《王车骑录》、《始兴录》、《庐山录》、《赵录》、《岑号录》、北魏《菩提流支录》、梁释僧绍《华林佛殿录》、北魏灵裕《译经录》、《众经都录》。[37]这些经录，费长房皆未见到其本。从中国佛教史实考察，其中有的明显是属于讹传，如秦时《古录》、刘向《旧录》、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等，此外也许有的隋时已经佚失，或是费长房未能搜集到的，而在自前代经录中有所引述。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经常引用这些经录，表明他是在间接引述前代经录或是其他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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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三宝记》按顺序分为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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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年”，即为佛教编年大事记，即按中国朝代周秦、前后汉、魏晋宋齐梁周隋，分为三卷。每卷前有简短按语，记述列代政权兴替和佛教事迹。其中第一、第二卷的按语，记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和佛教东渐的传说，反映了佛教界的传统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按语后是干支和帝王年号，将佛教事迹记载于年号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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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录”，即历代译经目录，共九卷，按朝代从后汉至隋载录僧俗197人译经和著述2146部6235卷的目录，内附译著者的小传，有的还介绍译著缘起。在大部分经题之下，注上不同的经名、原作者、异译情况、译出年代、笔受者、所出经录，等等。在这一部分之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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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藏录”，是准备抄写编入“大藏经”以备流行的经典目录，共二卷。分为“大乘入藏录”和“小乘入藏录”，每一部分目录之前皆简单介绍大小乘佛典的基本内容及收录准则。“大乘入藏录”收大乘经律论551部1586卷的目录；“小乘入藏录”收小乘经律论525部1712卷的目录，内分“有译”、“失译”诸项目。此录经皇帝“钦定”得以公开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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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目”，一卷。前载费长房《上开皇三宝表》和《总目序》；在总目后列有30家的经录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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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是继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之后又一部结构庞大，内容完备的经录，为了解和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录的历代译经目录的大部分内容被唐代经录继承吸收，功绩不容抹杀。然而从学术角度看，因为考核不够周密精审，存在伪滥的成分不少，正如唐代道宣批评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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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录后出，该赡前闻，然三宝共部，伪真淆乱。（《大唐内典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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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别陈叙，亟多条例，然而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得在通行，阙于甄异。（《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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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所说的“三宝共部”，说的是把佛教的三宝——佛、法、僧皆编到书内，实指将佛教历史与佛教经录合编在一起；至于“伪真淆乱”、“真伪难分”，是批评《历代三宝记》审核不严密，有收录失当，甚至将一些疑伪经典等也收到经录之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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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沙门智果又奉命在东都洛阳内道场编撰经录，录目经、律、论等佛典1950部6198卷。此录分为十一部分：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谓“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当为译记经序之类）。这部经录虽被《隋书》载录，然而对后世影响不大，它的分类方法也没有为后世经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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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实现大一统的隋朝存在30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佛经翻译和编撰经录方面是作出了突出成绩的，对佛教进一步传播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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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史 第三节 隋朝著名学僧及其研究和弘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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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统一的社会里，原分隔于长江南北的著名学僧能够相聚一起讨论佛教义理，共同译经、讲经传法，举办各种法事活动。隋文帝、炀帝在长安、洛阳建造大寺，召请各地名僧入住，提倡并奖励他们弘法和研究佛学。长安、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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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隋朝奖励佛教义学及在长安的学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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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把国都从长安旧址迁到龙首原，因在北周时曾受封“大兴郡公”，故将新城名为“大兴城”，宫殿称“大兴殿”，门为“大兴门”，园为“大兴园”。又在靖善坊建寺，名为“大兴善寺”，作为安置来自各地高僧进行译经、传法的中心。高僧灵藏（519—586）在北周时以精于《摩诃僧癨律》和《大智度论》著称于世。文帝即位后对他十分敬重，在建大兴善寺、复兴佛法的过程中都征询他的意见。文帝曾对他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39]可见文帝对佛教具备的社会教化功能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开皇七年（587），文帝降诏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六大德”（意为六位具有崇高德行的僧人）及他们的弟子各十人进京。文帝接见后，将他们都安置在大兴善寺。[40]昙崇，在北周时以禅学闻名于世，隋初住在长安清禅寺。文帝对他十分崇敬，特许他可以出入皇宫，在他面前自称“师儿”，皇后自称“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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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提倡佛教义学，选拔佛教界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到长安和各地传教，并选任德高望重的学僧主持传授佛法培养僧众的团体——“众”。这些团体即佛教史书上所说的“二十五众”和“五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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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应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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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二年（按：592）有敕令搜简三业学长者，海内通化。崇（按：昙崇，法应之师）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按：法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应并出有司。[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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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二十五人”，有的佛教学者解释为“二十五众主”，是不符合原意的。昙崇以精于禅学著称，门下跟他学禅的弟子有二百多人。他遵照文帝的敕令，从禅学优秀者中选出二十五人，作为“三业学长者”推荐给朝廷，以承担“海内通化”（到各地授业传法）之任。弟子法应是其中出类拔萃者。然而他没有到外地，而在长安实际寺教授从他学禅的三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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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是成立五个学僧团体，各任命一位高僧发挥自己的专长教授佛学。“众”原是“僧伽”（samgha）的意译，即僧团。“五众”，即五个学僧团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五个佛学讲习班；“二十五众”，即二十五个学僧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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