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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应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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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二年（按：592）有敕令搜简三业学长者，海内通化。崇（按：昙崇，法应之师）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按：法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应并出有司。[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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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二十五人”，有的佛教学者解释为“二十五众主”，是不符合原意的。昙崇以精于禅学著称，门下跟他学禅的弟子有二百多人。他遵照文帝的敕令，从禅学优秀者中选出二十五人，作为“三业学长者”推荐给朝廷，以承担“海内通化”（到各地授业传法）之任。弟子法应是其中出类拔萃者。然而他没有到外地，而在长安实际寺教授从他学禅的三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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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是成立五个学僧团体，各任命一位高僧发挥自己的专长教授佛学。“众”原是“僧伽”（samgha）的意译，即僧团。“五众”，即五个学僧团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五个佛学讲习班；“二十五众”，即二十五个学僧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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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十五众的设立时间和它们之间的区别，限于现存的资料，已难加以确证。据《续高僧传》卷十五之“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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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第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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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所谓二十五众是设置在长安的二十五个学僧组织，参照其他记载，是分别由“众主”主持各“众”。[43]众主学有专长，学僧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众主，投到他主持的“众”中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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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僧粲在开皇十七年（597）被任命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讲授大乘教理，著有《十种大乘论》；僧琨任“二十五众读经法主”，撰有《论场》三十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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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众”，前引《续高僧传·法应传》说“城内别置五众”，时间是开皇十二年（592）。然而《续高僧传》卷十二《慧迁传》说“开皇十七年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处宝光寺”，时间与僧粲任“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相同。所谓“十地众”，自然以讲授《十地经论》为主。据载，此外尚有“大论众”，讲习《大智度论》，众主有法彦、宝袭；“讲论众”，讲习大小乘论书，众主有智隐；“讲律众”，讲习戒律之学，众主洪遵善讲《四分律》学；“涅槃众”，讲习《大涅槃经》，众主有童真、法总、善胄等人。[45]这五众是“二十五众”之中的，还是在“二十五众”之外另设的“五众”，仅凭现存的资料，是难以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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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五众、二十五众，任命众主的时间，除上述开皇十二年（592）、十七年（597）之外，还有开皇十六年（596）的记载，如法彦、宝袭任大论众主，童真任涅槃众主，智隐任讲论众主，洪遵任讲律众主，都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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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众主都是由隋文帝任命的。文帝以后，史书上不再见有任命众主的记载。实际上，当时盛行佛学的面很宽，前面提到的学科不足以概括当时佛学的内容。有些高僧虽未被任命众主，但影响很大。从现有资料分析，当时最盛行的佛教经典是阐述觉悟解脱内在依据的心性问题的《大涅槃经》和唯识经典《摄大乘论》，此外还有大乘佛教重要理论来源的各类《般若经》、《法华经》以及《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及《大智度论》等。这些经论都是当时佛教界众多学僧热衷研究和讲授的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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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佛学直接继承南北朝的研究和讲经的传统。在京城身居要位，对佛学界发挥重大影响的高僧很多原是北朝的僧人。隋朝虽已有智创立的天台宗、信行创立的三阶教，然而它们在当时的影响远不如传统的佛学。尽管如此，南北学僧会聚在一起举办讲经、辩论以及各个“众”开展的讲习经论的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佛学理论的发展，是推进以后民族化佛教宗派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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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隋朝的著名学僧及其佛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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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通晓佛教经论，在戒、定、慧三学方面拥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很多，撰写的佛教著作数量很大，其中有的还应请参加国家译场参与译经。这里仅对隋代一部分著名学僧作简要介绍，至于创立三阶教的信行、天台宗的智、三论宗的吉藏，由于是涉及内容繁多的专题，不在这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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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师昙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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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延（516—588），俗姓王，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桑泉人，出身世家豪族。年十六岁时游寺，因听《大涅槃经》而决定出家。一生对《大涅槃经》最有研究，认为“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此外，对《华严经》、《大智度论》、《十地经论》、《地持经》、《佛性论》等也有深入研究。北周武帝建德初年（572）南朝陈的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出使北周，机捷善辩，压过北周文武。昙延应诏与周弘正辩论取胜。周弘正便从他受戒。此后，昙延受任北周的最高僧官国统。在周武帝实施禁毁佛教（“灭佛”）政策期间，昙延还俗隐于太行山。周宣帝即位，着手恢复佛教，他被推为一百二十名“菩萨僧”（穿在家服装，不剃发之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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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建隋之后，他奏请“度僧以应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并劝文帝修复北周禁毁佛教时所毁坏的寺院。他的建议得到文帝允准，成为文帝兴佛的重要顾问。文帝迁至新都后，开皇四年（584）在广恩坊为昙延及其弟子建造延兴寺，并把京城东西二门以昙延的名字改称为延兴门和延平门。昙延在开皇六年（586）奉诏登大兴殿御座祈雨，“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文帝以“师父”事之，“又敕密戚懿亲咸受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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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延是涅槃学者，著有《涅槃义疏》十五卷，又为《胜鬘经》、《仁王般若经》和《宝性论》著疏。（《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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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论学者净影慧远及其著作、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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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523—592），因长居长安净影寺，也称净影慧远。俗姓李，敦煌人，年十二岁出家，学大小乘经论，从北齐沙门统（北齐最高僧官）法上受具足戒。北周灭齐，在齐境也推行禁毁佛教政策。慧远曾站出来当面与周武帝抗争，说佛法有益于国家治理，不应当废，甚至厉声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后隐于汲郡（在今河南）西山秘密奉佛行道，三年之间反复读诵《法华经》、《维摩经》等。北周静帝时佛教稍兴，他到少林寺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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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在隋初受任洛州沙门都（州僧官），在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应诏为“六大德”之一进入长安，住大兴善寺，后迁新建净影寺，“四方投学七百余人”。开皇十二年（592）奉敕主持译经，“刊定辞义”。当年慧远与名儒李德林同月去世，隋文帝痛惜：“国失二宝也！”一生著作甚丰，著有《涅槃经疏》十卷、《地持经疏》五卷、《十地经论疏》七卷、《华严经疏》七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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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四卷，用地论学派的观点解释《大乘起信论》，在瑜伽唯识学说发展史上很有意义。所著《大乘义章》原十四卷，后世析为二十八卷。全书分五聚（相当五章）：教法、义法、染法、净法、杂法，共分二百四十九科，对佛教名词术语、教义和隋代以前各学派的学说，站在大乘的立场上广引经论进行解释，相当于一部佛教百科全书。现存本缺杂法聚，为二十卷，有二百二十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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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弟子甚多，其中有的直到唐代仍很有名。《续高僧传》作者道宣说：“服勤请益者七百余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寺众百余，领徒者三十，并大唐之首者也”。著名的有：灵璨、宝儒、慧畅、净业、善胄、辩相、慧迁、智徽、玄鉴、宝安、灵运、僧昕、智嶷、道颜等人。（《续高僧传》卷九《慧远传》、卷十五“论”及相关僧传、《大乘义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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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历南北的摄论学者昙迁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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