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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代在长安、洛阳的著名学僧，很多是原来在北周、北齐治下的学僧，其中以研习《大涅槃经》、《十地经论》等经论的居多。也有的在北周禁毁佛教时曾逃至江南，在隋初回到北方，将真谛在南朝所译《摄大乘论》及其他唯识佛典传到北方，促进了北方地论学与南方摄论学的会通，对隋唐佛教义理的丰富和发展，对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继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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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隋代建立国家译场译经，不仅增加了新经流传，也促进了对佛经翻译学的研究。彦琮所著《辩正论》在前秦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之后，提出了译经必须具有“八备”条件的说法，对后世选任译经人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他的《通极论》既反映了儒、佛二家的矛盾，也反映了二者彼此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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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北朝时期，南北奉行的戒律不统一，关内盛行《摩诃僧癨律》，嵩洛一带盛行《四分律》，江南盛行《十诵律》。洪遵进入长安，大力弘传北齐慧光法系相承的《四分律》学，使《四分律》逐渐在关内流行，此后经道洪、智首的继续努力，至唐代道宣创立四分律南山律宗，建立以大乘教理诠释《四分律》的律学体系，从而在律学领域为中国佛教实现民族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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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继北齐慧思（515—577）在《立誓愿文》中宣扬佛教的末法思想之后，隋代创立三阶教的信行（540—594）、在涿州白带山（在今北京房山）雕造石经的静琬（？—639）也宣扬末法思想，或为他们创立新的教说提供佛法依据，或为雕造石经提供理由。灵裕也受“末法”思想影响，担心佛法行将毁灭，便在河南宝山寺旁凿造“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石窟，雕刻经文。隋代末法思想不仅对创立三阶教，雕造石窟、石经曾产生重大影响，也是以后净土信仰盛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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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民”原作“生人”。《隋书》为唐魏征等撰，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将“民”改作“人”。笔者引用时根据文意，改“人”为“民”。下面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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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弘明集》卷二十八《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铭》。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时间为开皇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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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弘明集》卷二十八《隋高祖于相州战场立寺诏》。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时间为开皇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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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密传》，并载《广弘明集》卷十七王邵《舍利感应记》、《隋书·高祖纪》。比较而言，《道密传》所述比较朴素，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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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载清陆耀遹撰《金石续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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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弘明集》卷十七《隋国立舍利塔诏》。其中“旧无山者”，《大正藏》本“山”作“寺”。此据宋元明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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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续高僧传》卷十一《辩义传》（载为仁寿四年春末）、卷十八《昙迁传》、卷二十一《洪遵传》（载隋文帝诏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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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的州（如泰州）是两次造塔。关于造塔数字，前后相加是111座，与《续高僧传》卷十二《童贞传》所记相同，但许多记载只说略数“一百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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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四道场，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疑即佛教慧日、法云、日严、弘善四寺。此误。《续高僧传》卷十五之“论”曰：“自爰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与《辩正论》卷三之“自昔在藩邸……释老双标”，应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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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续高僧传》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相关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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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续高僧传》卷十二《慧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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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佛祖统纪》卷三十九《隋书·百官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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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宝台经藏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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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卷二十六《道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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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隋灌顶编《国清百录》卷二《王受菩萨戒疏》。另见《广弘明集》卷二十七《隋炀帝于天台山禅师所受菩萨戒文》、《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续高僧传》卷十七《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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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三大”，当指“天大、地大、王大”。三国魏王弼本《老子》有：“道大、天大、地大、王（按：后世作‘人’字）亦大”，为四大。炀帝略去“道大”，为三大。意为帝王地位等同天地，理应受拜。“两教”当指俗谛、真谛之教。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俗谛之教承认现实世界，而真谛之教认为一切皆空幻不实，然而二谛是不可偏废的。隋炀帝据此命沙门必须礼拜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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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以上见《续高僧传》卷十三《僧凤传》、卷二十七《大志传》及《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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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二十，新佛像作3850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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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续高僧传》卷八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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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大宋僧史略·沙门都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