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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僧道格》，源自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条制》。据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所载《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诏》，唐太宗对当时佛教界出现“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钻肤焚指，骇俗惊愚”的现象十分不满，命有司“依附内律，参以金科（按：法律条文），具为条制，务使法门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检察”。[16]这就是唐代最早的《僧格》，当是以后《道僧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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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显文同志据《唐律疏议》、《唐六典》、《唐大诏令集》、《唐会要》及日本惟宗直本所撰《令集解》等中外文献和研究成果，对唐朝《道僧格》条文作了复原尝试，共复原25条。这里仅引述其复原的六条，然后稍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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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凡道士、女官、僧、尼等上观玄象，妄说吉凶，妖惑百姓，并习读兵书，杀人奸盗及诈称得圣道者，并依法付官司科罪；狱成者，虽会赦，犹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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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凡道士、僧尼等卜相吉凶，及左道、巫术、疗疾者皆还俗；其依佛法持咒救疾，不在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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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凡道士、僧尼以三宝物饷馈官僚、勾合朋党者，皆还俗；毁骂三纲、凌突长宿者，皆苦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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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凡道士、僧尼，非在寺观，别立道场，聚众教化，并妄说罪福，及殴击长宿者，并还俗；州县官司，知而不禁者，依律科罪。其有乞余物者，准教化论，百日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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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凡道士、女官、僧、尼饮酒、食肉、设食五辛者，皆苦役也；若为疾病药分所须，给其日限。酒醉与人斗打，皆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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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九，“凡道士、女道士、僧、尼等，非是官度，而私入道者，各杖一百。所属州县官司及所住观寺三纲、知情者，各与入道人同罪。若犯法还俗，合出观寺，官人断讫，牒观寺知，仍不还俗者，依私度法。断后陈诉，须著俗衣，仍披法服者，依私度法，科杖一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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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这六条内容，可以看出，唐朝《道僧格》对道教的男女道士和佛教僧尼行为制约和惩戒的内容中，有的本是佛教大小乘戒律条文制止的，例如“杀人奸盗及诈称得圣道”；“毁骂三纲、凌突长宿”；“妄说罪福，及殴击长宿者”；“饮酒、食肉、设食五辛”等，是违犯了戒律中的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不敬师友、不食肉、不食葱蒜等“五辛”、不谤毁等禁戒的，其中有的情节恶劣，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佛教团体。有的是出于控制出家人数和维护社会安宁稳定，防止各种奸佞不逞之徒利用佛教作出蒙骗民众危害社会的事，例如“妄说吉凶，妖惑百姓，并习读兵书”；“卜相吉凶，及左道、巫术”；“以三宝物饷馈官僚、勾合朋党”；“非在寺观，别立道场，聚众教化，并妄说罪福”；“酒醉与人斗打”；“非是官度，而私入道”（私度）等，皆危害社会公共秩序。违犯治安法规。对于上述僧道的这些行为，皆严加管束制止，对违犯者由官府按照法规量刑加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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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唐朝的法律文书，包括《道僧格》在内，也传到日本。日本在7世纪实施“大化革新”后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度制定法令，现存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在《大宝令》（701年制定）的基础上并参照唐朝《永徽令》编纂的《养老令》，其中的《僧尼令》就是参考唐《道僧格》的内容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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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佛骨崇拜和法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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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个统一的王朝，都崇拜、供养佛舍利（佛骨），但隋王朝是在全国111州建舍利塔供奉隋文帝派使者送去的佛舍利，下诏同时举办供养佛舍利法会，而唐朝是以皇室奉迎法门寺佛骨为佛舍利供养的中心活动，都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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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在今陕西省扶风县城北九公里的法门镇，内有安置据传是释迦牟尼指骨的“真身宝塔”。此寺当建于北魏，当地人称之为阿育王寺，西魏末年重建。隋朝法门寺名成实寺，后因僧数不足50人，一度被并入京城宝昌寺。唐朝刚刚建立之时，由高祖李渊将此寺改名法门寺，此后逐渐有名，成为唐朝皇室佛舍利崇拜供奉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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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在后来也曾改名法云寺、无忧王寺、重真寺。法门寺塔下地宫内供奉的佛骨据传说是释迦牟尼佛的一节指骨。唐代著名律僧和佛教史学家道宣曾参加过第一次奉迎佛骨的活动。他在所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介绍说：“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上平上圆，内外光净。余（按：指道宣自己）内小指于孔中，恰受。”当地古老相传，每三十年应开塔展示供养佛骨一次，“则岁谷稔而兵戈息”，即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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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在唐代相当于宫廷寺院。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率兵讨伐薛举父子途经法门寺，奉诏度80僧入住此寺。李世民即位后，贞观五年（631）又降诏重修此寺，修复舍利塔。当时岐州刺史以古老相传“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的说法上奏，太宗降诏就地开塔展示佛骨，令民众瞻仰礼拜。于是在塔下丈余地方找出舍利，令道俗瞻仰供养，“无数千人，一时同观”。据载有一盲人立时眼睛复明，“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集塔所，日有数千”，有的信徒烧指供养。（《集三宝感通录》卷上）在盛大的宗教活动中，出现种种神异和奇迹的传说是十分自然的。由此拉开了唐王朝供养法门寺舍利的序幕。法门寺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华严宗创始人法藏（643—712）在十六岁时（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曾到法门寺燃一手指供养佛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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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太宗以后，唐王朝共有六次派使者、僧人来法门寺奉迎佛舍利入宫中礼拜供养，是唐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六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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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宗显庆四年（659）九月，内道场僧智琮、弘静应召入内，向高宗讲到了“育王塔事”。高宗说：“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按：事出《阿育王传》）？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传说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内藏佛舍利。高宗是说法门寺内之塔当是当年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中的一塔。当时智琮等人又说此塔应三十年一开，“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高宗命僧智琮等到法门寺，行道七日，据称有祥瑞出现。高宗派人送绢三千匹，令造与他等身的阿育王像，修补故塔。僧智琮等取出指节舍利后，先在当地凭人瞻仰礼拜，“于时京邑内外道俗，建接二百里间，往来相庆，皆称佛德一代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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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二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洛阳宫内供养，又与从外国得来的“佛顶骨”同时供养。武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直到龙朔二年（662）二月才派智琮等把舍利送还法门寺，收藏到塔下的石室之中。（据《集三宝感通录》卷上）道宣也参加了送舍利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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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即她死的前一年的冬天，华严宗祖法藏在内道场谈到“岐州舍利是阿育王灵迹”。武则天即派凤阁侍郎博陵崔玄玮和法藏、文纲等人到法门寺奉迎佛骨。年底迎至长安崇福寺，第二年（705）正月奉至洛阳，敕令王公臣僚及僧俗民众用华盖迎请，“又命太常具乐奏迎”，安置到明堂之内。武则天与太子（中宗）顶礼膜拜，请法藏捧持，“普为善祷”（崔致远《法藏和尚传》）。中宗景龙二年（708）派律僧文纲等把舍利送回。景龙四年（710）命名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题舍利塔是“大圣真宗宝塔”，度僧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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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凤翔府尹崔光远等奉迎法门寺舍利至内道场。肃宗亲临礼拜，“昼夜苦行”，赠以佛像、金银器具等。（《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载《金石萃编》卷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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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德宗贞元六年（790）二月，降诏出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佛指骨迎置长安皇宫供养，又送京城诸寺示众供养。据载在近一月之间，“倾都瞻礼，施财巨万”，然后遣中使将佛指骨送回，复葬故处。（《旧唐书·德宗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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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派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迎佛骨至京，留禁中瞻礼三日，然后诸寺，让王公士庶瞻礼施舍，“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宪宗大怒，将加极刑，经裴度、崔群等求请，乃贬为潮州刺史。《旧唐书·宪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皆谓“癸巳，贬为潮州刺史”。此年正月朔日是庚辰，则癸巳为正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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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三月，派使者到法门寺奉迎佛骨，群臣谏者很多，有的甚至以宪宗迎佛骨不久晏驾切谏。懿宗不听，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用孔雀细毛饰宝刹。用珊瑚、玛瑙、真珠（珍珠）、瑟瑟（按：碧珠），缀为幡幢。“计用珍宝，则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唐苏鹗《杜阳杂编》）自长安至法门寺三百里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四月八日佛骨至京，以禁军兵仗前导，仪卫之盛，过于郊祀（祭天）。懿宗至安福寺顶礼膜拜，流涕沾臆。迎佛骨至宫中供养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达官贵人、士庶百姓，竞施钱财供养。有的以断臂、炼顶、啮指截发来表示至诚者。当年七月懿宗去世。僖宗即位，十二月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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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唐王朝一次开示，六次奉迎佛骨的事实，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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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唐朝皇帝和朝野广大信徒实际是把法门寺的佛骨当成佛的“真身”来加以崇拜和供养，认为佛具有与天帝（昊天上帝、五帝）一样神威的神，用相当于祭天的礼仪来供奉佛。奉迎佛骨，三十年从塔下取出一次，为的是国泰民安，五谷丰收。皇帝祭天，是为了“祈谷于上帝”，“以祈农事”，并且也为了祈求永保“天命”，社稷常安。《旧唐书·礼仪志》中载唐朝诸帝非常重视祭天祀祖，每年按时祭昊天上帝、五方帝等，并配祀祖先。“明堂”不仅是皇帝朝会及宣明政教之所，而且是祭祀上帝和皇室祖宗的重要之地。武则天把佛骨安置到明堂内，与中宗礼拜。懿宗奉迎佛骨，仪卫之盛已超过祭天仪式。在他们看来，佛与昊天上帝、百神及祖先神，在冥冥中是相通的，对自然现象、人事吉凶祸福，都有主宰作用。可以认为，这也是佛教信仰民族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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