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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即她死的前一年的冬天，华严宗祖法藏在内道场谈到“岐州舍利是阿育王灵迹”。武则天即派凤阁侍郎博陵崔玄玮和法藏、文纲等人到法门寺奉迎佛骨。年底迎至长安崇福寺，第二年（705）正月奉至洛阳，敕令王公臣僚及僧俗民众用华盖迎请，“又命太常具乐奏迎”，安置到明堂之内。武则天与太子（中宗）顶礼膜拜，请法藏捧持，“普为善祷”（崔致远《法藏和尚传》）。中宗景龙二年（708）派律僧文纲等把舍利送回。景龙四年（710）命名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题舍利塔是“大圣真宗宝塔”，度僧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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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凤翔府尹崔光远等奉迎法门寺舍利至内道场。肃宗亲临礼拜，“昼夜苦行”，赠以佛像、金银器具等。（《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载《金石萃编》卷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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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德宗贞元六年（790）二月，降诏出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佛指骨迎置长安皇宫供养，又送京城诸寺示众供养。据载在近一月之间，“倾都瞻礼，施财巨万”，然后遣中使将佛指骨送回，复葬故处。（《旧唐书·德宗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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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派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迎佛骨至京，留禁中瞻礼三日，然后诸寺，让王公士庶瞻礼施舍，“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宪宗大怒，将加极刑，经裴度、崔群等求请，乃贬为潮州刺史。《旧唐书·宪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皆谓“癸巳，贬为潮州刺史”。此年正月朔日是庚辰，则癸巳为正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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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三月，派使者到法门寺奉迎佛骨，群臣谏者很多，有的甚至以宪宗迎佛骨不久晏驾切谏。懿宗不听，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用孔雀细毛饰宝刹。用珊瑚、玛瑙、真珠（珍珠）、瑟瑟（按：碧珠），缀为幡幢。“计用珍宝，则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唐苏鹗《杜阳杂编》）自长安至法门寺三百里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四月八日佛骨至京，以禁军兵仗前导，仪卫之盛，过于郊祀（祭天）。懿宗至安福寺顶礼膜拜，流涕沾臆。迎佛骨至宫中供养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达官贵人、士庶百姓，竞施钱财供养。有的以断臂、炼顶、啮指截发来表示至诚者。当年七月懿宗去世。僖宗即位，十二月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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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唐王朝一次开示，六次奉迎佛骨的事实，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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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唐朝皇帝和朝野广大信徒实际是把法门寺的佛骨当成佛的“真身”来加以崇拜和供养，认为佛具有与天帝（昊天上帝、五帝）一样神威的神，用相当于祭天的礼仪来供奉佛。奉迎佛骨，三十年从塔下取出一次，为的是国泰民安，五谷丰收。皇帝祭天，是为了“祈谷于上帝”，“以祈农事”，并且也为了祈求永保“天命”，社稷常安。《旧唐书·礼仪志》中载唐朝诸帝非常重视祭天祀祖，每年按时祭昊天上帝、五方帝等，并配祀祖先。“明堂”不仅是皇帝朝会及宣明政教之所，而且是祭祀上帝和皇室祖宗的重要之地。武则天把佛骨安置到明堂内，与中宗礼拜。懿宗奉迎佛骨，仪卫之盛已超过祭天仪式。在他们看来，佛与昊天上帝、百神及祖先神，在冥冥中是相通的，对自然现象、人事吉凶祸福，都有主宰作用。可以认为，这也是佛教信仰民族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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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佛、菩萨信仰在唐代有较大发展，如西方阿弥陀佛信仰，观世音、弥勒、文殊、地藏诸菩萨信仰，都很盛行。佛舍利崇拜是佛信仰的一种形态。法门寺佛舍利供奉所影响的地域和官民的数量是极大的。联系到玄奘从印度带回“肉舍利”（《法苑珠林》卷四十：“肉舍利，其色赤也。”）150粒；义净从印度带回舍利300粒等事实，以及史书记载其他地方供养舍利（包括长安城中四寺中所供养四佛牙，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的情况，说明唐代舍利崇拜与供养的风气是很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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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韩愈谏迎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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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是唐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唐德宗时登进士第，任监察御史，后一度遭贬，又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因协助宰相裴度平淮西（今河南省东南部）藩镇吴元济有功，授刑部侍郎。唐宪宗迎佛骨，韩愈上表切谏，招致宪宗大怒，被贬为潮州刺史。第三年又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后任吏部侍郎。韩愈所著《原道》、《原性》、《原人》等，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论和伦理主张，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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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论佛骨表》（或称《论佛骨疏》）的内容有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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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奉佛则祚短命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此与南北朝时某道士所著《三破论》谓佛教“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见《弘明集》卷八载刘勰《灭惑论》、僧顺《释三破论》所引），以及唐初傅奕的《减省寺塔废僧尼表》所说“有佛则虐政祚短”，“佛来汉地，有损无益”（《广弘明集》卷十一）等，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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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不外是说佛教是夷狄之教，与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学说不谐调，不应信奉。仅此，与以往儒家的排佛论也没有显著差别。但韩愈已著《原道》、《原性》，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道统”说和调合人性善、恶论的“性”、“情”各三品说，故他的这种主张已有新的理论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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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指出：“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此为针对迎佛骨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狂热现象而言，感到十分痛切。南北朝，因受《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等所说烧身供养具有无上功德的影响，曾发生多次僧人集木焚身供养的现象，当时尚未引起儒者的注意和批评。唐代皇帝把佛骨迎入京城，使僧俗信徒产生极大宗教情热，一再出现“焚顶烧指”等轰动社会的事情，不能不引起儒者士大夫的尖锐批评。儒者讲仁，讲“恻隐之心”，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故对残身供养的批评更能打动人心。当然，皇室花费巨额钱财迎请和供奉舍利，民众弃业礼佛，势必造成巨大浪费，自然也是韩愈所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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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评皇帝瞻礼佛骨是有失君仪。说佛骨“凶秽”，是不祥之物，自古君临臣丧，必先由巫祝以桃罵（桃木和笤帚）前导祓除不祥。怎能迎佛骨入禁中瞻礼，甚至不用巫祝去邪呢！韩愈在这里是以中国的被儒家确认的古老宗教习俗来反对佛教的舍利崇拜和供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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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主张，“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是想用强制措施消除舍利。这与《原道》中主张的“人其人，火其书，卢其居”的以强力命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没收寺庙的主张是一致的。对拥有广大群众信仰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采取简单强制的取缔方法，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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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韩愈的反佛之议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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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唐代进入中期以后佛教急剧发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韩愈的谏佛骨之表实际上是向唐王朝当政者和佛教界两方面提出了警告。武周之后佛教势力发展迅速，“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一百一《辛替否传》）；“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夺百姓”（《全唐文》卷十九《申劝礼仪敕》），引起朝廷士大夫的关切和非议。从高宗以后，朝廷奉迎佛骨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仪式和施舍也越加奢侈。然而韩愈的反佛之议并未奏效，佛教势力继续扩张，二十五年后终于发生了武宗的灭佛事件。武宗灭佛虽然有崇道的因素，但基本理由与韩愈排佛之论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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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思想意义来讲，韩愈是以其“道统”理论作为排佛的依据的。其《原道》说儒家的道德是以仁义为内容的，佛、道二教所讲道德偏离仁义，故不是儒家所主张的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把以仁（博爱）、义（行而宜之）为核心的道德与佛道二教的道德明确地划清界限。这种仁义道德就是忠君孝亲的“先王之教”，通过文教、政治、纲常秩序等得以贯彻。强调“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实际是以继承这种道统自任。按这种道统的要求，就应按《大学》所说的那样，把据仁义伦理的修身正心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而不能如佛、道那样，“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可见，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攻击佛教为“夷狄之一法”、“口不道先王之法言”，也是依据了他的这种道统思想的。韩愈的道统说把儒家的伦理原则永恒化、一统化，作为传自古圣贤尧、舜之道，从形式上看未必没受到佛教祖统说和传法世系的影响。韩愈的道统说，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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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唐武宗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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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上共发生过四次较严重的“灭佛”（禁毁佛教）事件，即北魏太武帝（446）、北周武帝（574）、唐武宗（845）和五代后周世宗（955）所实行的灭佛，史称“三武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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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840—846在位）是穆宗第五子，文宗死后由太监仇士良立为皇帝。武宗在藩时喜道教修炼养生之道，即位后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箓道场，帝于“九天坛亲受法菉”（用非字非图符号写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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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元年（841）召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赵归真在宫中修法菉。会昌三年（843）诏于宫中筑望仙观，此后又于南郊筑望仙台。会昌四年（844）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武帝崇道教，志学神仙，以赵归真为师。赵归真等排毁佛教，说佛教“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武帝纪》）。武帝从即位后就对佛教厌恶、排斥，开始对佛教实行种种限制，令一部分戒行不良的僧尼还俗，会昌四年（844）命拆毁天下招提、兰若（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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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五年（845）推行大规模的毁禁佛教的政策，命僧尼年四十以下者、无祠部所发度牒者还俗，最后又命年五十以下者及一切未获特许保留僧籍的僧尼还俗，还俗一律遣归本籍。七月，敕“并省”（合并、减除）天下佛寺，长安和洛阳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各地节度使、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寺留僧二十人，中等寺留僧十人，下等寺留僧五人；其他的僧尼及大秦穆护（或谓是祆教祭司）、祆僧皆必还俗；凡拆毁的寺庙的材物充公，用铜像和钟磬等铸钱，钱像用来铸农具，金银像应上缴；财货田产一律由官府没收。派御使分道监督此敕贯彻情况。八月下诏讲废佛的理由和结果。概而言之，所举理由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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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耗费财力，所谓“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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