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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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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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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证义”，是考证已译之文是否妥当，提出建议供译主斟酌。“缀文”，把译出的经文按汉文语法贯连起来，还做修辞润色的工作。“字学”或“正字字学”，负责考辨字体、训读音义。玄应后来撰写《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证梵语梵文”，考校不同梵本，对照所译梵本，考察文义的同异正误，并审核译文得失。“笔受”，是按译主确定的译文笔录下来。如译主不懂汉文，没有现成梵本，则据记忆诵出，由笔受者先录梵文。“书手”是译场中的抄写员，把定稿的译经抄写出来。到义净译经时，在“证梵文”之外又置“证梵义”者。此外，还有担任校勘、译经前唱诵梵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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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大臣除可受命担任统辖译场组织和行政事物的“监护”之外，还可参与译经的审定润文工作。如唐初印度僧波颇为译主译经时，右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瞡“总知监护”，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李孝恭等奉敕“参助详定”。玄奘在高宗时示意中书侍郎李义府陈奏皇帝，希望大臣赞助译经。高宗立即下诏命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三藏法师传》卷八）。虽然有些显宦贵臣只是挂个名，但他们在朝野的影响对译经和佛教的传播十分有利。[38]当然，译场的大小因译主和所译经典的不同也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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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译经先后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条件，按唐代道宣的话讲是“公给资什”。译场先后设在西京弘福寺、大慈恩寺的翻经院及在坊州宜君县（在今陕西铜川）的玉华宫。玄奘在陪从太宗、高宗的过程中也先后在西京皇宫内的弘法院、终南山的翠微宫、洛阳的积翠宫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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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晚年“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常与玄奘谈论佛法，并询问译经进度及佛经内容。贞观二十二年（648）在玄奘译完《大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一批经典，撰述《大唐西域记》结束之时，太宗应玄奘再三表请，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称玄奘为“法门之领袖”，精通佛法，道德高尚，情操清正，“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最后祝他所译佛经永传世间，福佑无边，说“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39]时为太子的李治（即位为高宗）为此又写了称誉玄奘求法译经及太宗写序的《述三藏圣教序记》（《述圣记》）。[40]唐太宗还采纳玄奘的建议下诏在京城和各地度僧。全国有寺3716座，计度僧18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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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即位，对玄奘更加崇敬，应玄奘的请求在大慈恩寺建造放置经像的五级砖塔——大雁塔，又亲自为大慈恩寺撰写碑文，请玄奘搬到新建的西明寺居住，还特地允许他长住玉华宫主持翻译《大般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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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佛学上的深厚造诣和西行求法的非凡经历，固然是取得皇帝及大臣信任、优遇的重要原因，也与他善于迎合他们的心理，密切地与他们交往有关。例如，显庆元年（656）十月被立为皇后刚满一年的武则天在临产李显（后即位为中宗）之时，玄奘启奏；“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过了几天看见有一只赤雀飞止于宫内，便特地上表“为陈喜相”，祈祝皇后平安，说：“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礼和乐洽，仁深义远，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质，显子孙之盛，彰八百之隆，既为曩伐之休符，亦是当今之灵贶。”李显诞生后，高宗立即派使者告诉玄奘，并说：“愿法师护念，号为佛光王。”玄奘上表祝贺。在李显生满三日、满月、百日之时，都上表贺，赠法衣等；在满月时奉敕为他剃发。（《三藏法师传》卷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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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声望日著，在中央和地方上任职的官员也纷纷前来致礼问法或受戒。玄奘虽为出家人，但他在向这些人传法之际也结合运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进行说教。例如在永徽二年（651）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使李道裕、谷州刺使杜正伦、恒州刺使萧锐在京时参礼玄奘，从受菩萨戒。玄奘“为广说菩萨行法，劝其事君尽忠，临下慈爱”。他们在谢书中谈到了从玄奘所听受佛法的内容，如“因机以接物，假相而弘道”；“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识”；“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间，涅槃之际不殊生死，行于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为无德”（《三藏法师传》卷七）[42]，是说虽身居军政要职，实践儒家名教，并不妨碍信奉大乘佛法，生死与涅槃，出世与世间本来是“不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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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玄奘从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百官得到广泛支持，使他主持下的译经能在空前优越的条件下进行，由他和弟子们提倡的法相唯识宗能盛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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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玄奘所译主要佛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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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的约20年的时间里，共译大小乘经典75部13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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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按内容将玄奘的译经作一个大致的分类，其中大乘佛典的般若中观类有6部615卷，按卷数占全部译经的46% ；其次为瑜伽唯识经典，有21部201卷，占译经卷数的15% ；小乘佛典中以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数量最大，有14部445卷，占译经卷数的33% ，其他大小乘经典仅占约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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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般若中观类佛典中以《大般若经》篇幅最大，有600卷。瑜伽唯识类经典虽数量不大，但都是玄奘及其弟子弘传的重点，是法相唯识宗的主要依据。在玄奘译出经典中，有相当部分是重译（“新译重本”），有29部，占译经部数的10.8% 。其中《大般若经》中有108卷是重译，占全经的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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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大体上按类别对玄奘的译经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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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般若中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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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经》是大乘佛教早期经典之一，从小品《般若经》到大品《般若经》、直到《大般若经》，篇幅和内容逐渐扩充，在大藏经中般若类经典竟占全部经藏的四分之一以上。[43]《般若经》为大乘佛教提供理论基础，被称为“诸佛之母”，从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开始，在经录中和据此经录“入藏录”编纂的大藏经中被置于经藏的首位。中观类佛典是论释般若理论的，从龙树（约3世纪）著《中论》、《十二门论》等开始，后世续有中观类著作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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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译的般若中观类佛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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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六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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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于唐显庆五年（660）正月至龙朔三年（663）十月，笔受者有普光、大乘钦、嘉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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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带回三种梵本，对校后才译。梵本共有二十万偈。谓佛在王舍城鹫峰山、舍卫城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四个处所（“四处”），经十六次讲经会宣说此经（“十六会”）。译经中弟子几度提出作些删略，玄奘“不敢更删，一如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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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译出的以往没有译本的（新译单本）有第一会（卷一—四○○）、第三会（卷四七九—五三七）、第五会（卷五五六—五六五）、第十一至第十六会（卷五七九—六○○，说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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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出而以往和稍后有译本的（新译重本）有第二会（卷四○一—四七八），与西晋竺叔兰、无罗义译《放光般若经》、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经》，是同本异译，但缺《常啼品》等；第四会（卷五三八—五五五），与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前秦昙摩蜱和竺佛念译《摩诃般若钞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经》，是同本异译，亦缺《常啼品》等；第六会（卷五五六—五七三），与陈月婆首那译《胜天王般若经》同本异译；第七会（卷五七四—五七五），与梁曼罗陀仙译《文殊说摩诃般若经》、僧伽娑罗译《文殊般若经》是同本异译；第八会（卷五七六），与宋翔公译《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为同本异译；第九会（卷五七七），与鸠摩罗什、后魏菩提流支和陈真谛分别译的三种《金刚般若经》及稍后义净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是同本异译；第十会（卷五七八），与稍后菩提流志译《实相般若经》，是同本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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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经总括了一切般若类经典。其中第一、第二会篇幅最大，二者虽详略不同，但内容大同，其他部分的基本内容也略同。第二、第四会与旧译《大品》、《小品》诸译本相比，虽内容相同，但篇幅增加约一倍，字句表述也有显著不同。如把第二会与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经》相比，在称呼方面，称“比丘”、“比丘尼”为“絆刍”、“絆刍尼”等；在佛教概念、法门方面，把“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七觉分、八圣道分”，改译“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把“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改译为“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愿三摩地”；把“四禅”译为“四静虑”，“八背舍”译为“八解脱”等等。在一些重要地方有增加的成分，如“菩萨摩诃萨欲知诸法、如、法性、实际，当学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经》卷一），玄奘译本为：“菩萨摩诃萨欲安住一切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便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第二会·欢喜品》）；再如，在《摩诃般若经·奉钵品》有一段与《般若心经》十分相近的话：“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菩萨，不见菩萨字，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菩萨、菩萨字性空，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离色亦无空，离受想行识亦无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识……”玄奘的译文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实有菩萨，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见行，不见不行。何以故？舍利子，菩萨自性空，菩萨名空。所以者何？色自性空，不由空故；受想行识空，非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不离空，空不离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第二会·观照品》）后者在意思上更加明确。有一些话，如《第二会·欢喜品》的诸法“唯心所现，性相皆空”、同会《观照品》的诸法但有名，“但随世俗假立客名，诸法亦尔，不应执著”等，在旧译相应地方没有。新译比旧译篇幅内容的增加，如其说是旧译者有意删略，不如说是新译梵本有所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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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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