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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表述主要采取问答体，问者为“上庠公子”（简称公子），或“儒生”，实际代表既通晓儒学，又了解并支持道教，对佛教也略有所知的儒者，乃至当政者；答者为“考古通人”（简称“通人”）、“开士”，是作者自况。卷五《释李师资篇第四》所说“儒生肉袒叩头矫手而舐足曰：余请罪矣，余请罪矣”，是作者幻想辩论得胜对手认输的情景。至于卷六《气为道本篇第七》、卷八《出道伪谬篇第十》斥责道士无知，“保伪为真，良可羞耻”，“偷佛经为其伪典”的“占衡君子”或“君子”，则是作者想象同意并支持他的儒者士大夫。在卷六《十喻篇第五》、《内九箴篇第六》，是针对道士李仲卿的“十异”、“九迷”所作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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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现仅作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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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卷二的《三教治道篇》上下，借回答上庠公子的批评和质询，对儒、佛、道三教作系统论释，基调是肯定儒学以忠孝为核心的纲常名教治国，道教以道德教人“远害全身”，佛教以慈悲“利生救苦”，称三者如同日月星三光，鼎有三足。对佛教作系统介绍之后，在回避对老子作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将重点放到对张道陵和张衡、张鲁等人发展起来的道教作全面批判上，甚至用所谓“鬼道”、“伪经”、“秽术”等丑化词汇对道教进行讥讽和攻击，有时将道士等同于西汉末年张角利用太平道起义的黄巾军，称其为“黄巾”，予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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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卷四的《十代奉佛篇》上、下，对包括晋（西晋、东晋）、宋世、齐世、梁世（包括后梁）、陈世、元魏（包括西魏）、高齐、周世、隋、大唐在内的十代的帝王、三公、宰辅、儒者、著名居士信奉佛教的事迹，作了比较全面而概括的介绍。涉及的内容有历代的佛教政策和兴佛举措，包括建寺、译经、僧尼数字等。这一部分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十代佛教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可以与其他佛教史料互为借鉴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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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的《佛道先后篇》、《李师资篇》，是借开士回答儒生的质疑和道教的《老子化胡经》、道士潘诞的奏文，驳斥道教宣称老子入天竺“化胡作佛”及“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等说法，说应是“佛先道后”，“佛是道父”等。这一话题是南北朝以来佛道争论的继续。最后以称“儒生肉袒叩头”、“请罪”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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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的《十喻篇》、《九箴篇》两篇是因道士（称之为黄巾）李仲卿写《十异九迷论》（所谓外论）神化老子（老君）而贬抑佛陀的而作，以《十喻》、《九箴》作针锋相对的批驳。《十喻》引用佛教的经典、传说将老子与佛陀加以比较，从二人的诞生、长相、教义等方面，贬称老子非为圣人，道教“非正说，尤假谬谈”，说“佛为圣主，道与俗乖，服貌威仪，不同凡制”，佛教优于道教等。《九箴》针对道教说周史无佛教记述、佛教传入后没见有成佛者、“傲慢君王”、“不仁不孝”，“不织不耕”，“不妻不娶”等，进行系列反驳，辩说佛教有益治国，无违忠孝，佛非老子所化，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篇》说“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宣称佛教“非尧舜、周孔、老庄所及”。《气为道本篇》说气是天地万物之根本，道教所奉之“道”本从气和自然所生，则属有所待之物，“既因他有，即是无常”，又借所谓“占衡君子”之口，批评道教对道君、大罗天、玉京等的说法皆属“谬谈”，斥道士是“无识黄巾”，“保伪为真，良可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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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信毁交报篇》借开士答释儒生对造像、写经、持斋、行道及念地藏、观音菩萨是否真有报应，能否“行善得祸，作恶无愆”的疑惑，引证佛经及《感应传》、《宣验记》、《幽明录》等书，特别突出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灵验传说，肯定佛菩萨佑护众生和善恶报应的说教，谓“善恶有归，报应无爽”。《品藻众书篇》先借通人野老之口，对以儒、道二教在内的“六书七籍，百氏九流”进行介绍，赞扬忠孝信义，然后以开士名义介绍佛经，称儒道百家“语未涉于空空，事终沦于有有”，毕竟未为“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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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出道伪谬篇》对所称道教改佛经为道经，盗用佛教教义，教男女交接（合气）之道、虚构天尊神灵、以诸子书为道书等十项，进行批判，称之为“十谬”。《历代相承篇》，对道教引进佛教的密迹力士、金刚力士等护法神灵，以及道士服装、节日、礼仪等，进行批评，建议朝廷组织三教学者“详检内外经史，刊定是非”，制定真实的道经目录。《归心有地篇》收录梁武皇帝《舍道敕文》，与道宣《广弘明集》卷四所载《舍事李老道法诏》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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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所撰《破邪论》、《辩正论》，内容涉及面很广，引证大量历史事实、历代佛教状况、重要佛教人物、三教文献和教义等方面的资料，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文献，其中《辩正论·十代奉佛篇》为信凭性较高的佛教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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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宣《广弘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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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至隋唐是中国从长期分裂走向南北统一的重要时期，是经历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之后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伴随着战争、混乱、民族流动迁徙等现象，最终走上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经过反复地相互碰撞、比较和激烈对抗、相互吸收和会通，在促进各自发展的同时，从整体上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所编录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生动记述这个时期三教交涉互动的关系，既反映了佛教富有活力地蓬勃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也反映了佛教继续通过与以儒、道传统文化碰撞和会通，不断扩大传播阵地和社会影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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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也是著名佛教史学家。他为补续梁僧祐的《弘明集》而编撰《广弘明集》三十卷，同样以弘法护教为基本宗旨。然而此书在编排结构上与《弘明集》有所不同。《弘明集》仅分卷而不将所收文章分类，《广弘明集》则将文章分为十大类（篇），编排于各卷之内。十篇是：归正篇、辩惑篇、佛德篇、法义篇、僧行篇、慈济（序作“慈恻”）篇、诫功篇、启福篇、悔罪（序作“灭罪”）篇、统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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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还将《弘明集》文章也作如此分类，并置于《广弘明集》中除慈济、悔罪两篇之外其他各篇目录之前。例如《广弘明集·归正篇第一》，首先列出“梁弘明集·归正目录”，包括梁明僧绍《正二教论》等八篇，然后才是《广弘明集》的篇目。道宣在各类目录前皆加小序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广弘明集》所编录文章可以看到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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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卷一所载伪书所载“商太宰问孔子圣人”（《列子》）、“佛为老师”（《老子西升经》等）不计外，从东汉明帝（汉显宗）佛教传入时佛道斗法传说，经魏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直至唐高宗时，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战乱、分裂和实现南北统一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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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弘明集》一样，《广弘明集》所收文字的作者除名僧外，儒者士大夫占很大比重，此外尚有历代帝王的作品。从作者的时代来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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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的体裁来看，散文占最大比重，有论、书、表奏、序、行状，此外尚有赞、铭、诗偈、赋、诔，以及数量可观，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反映朝廷佛教政策和重大措施的帝王诏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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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看，几乎涉及了此期间佛教史上的一切领域的问题，然而最多的是儒、释、道三家围绕佛教兴废和三教关系的论争，所收著作自然是以澄清、驳斥对佛教怀疑、讥讽和攻击的“护法”、“弘教”的文字为主。此外是围绕灵魂不灭等问题的争论。下面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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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道二教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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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在正式降诏废佛（574）之前，曾多次召集儒释道三教学者及群臣围绕三教优劣问题进行讨论。《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北周道安传》记载，司隶大夫甄鸾奉武帝之命，“详佛道二教，定其优劣、浅深、同异”。在北周天和五年（570）将撰写的《笑道论》三卷“三十六条”上奏，自谓“三卷者笑其三洞（按道教经典分洞真、洞玄、洞神三部）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经有三十六部”。文章对道教的《老子化胡经》、《文始传》、《化胡消冰经》等伪经及其庞杂的天地神仙鬼怪之说、修炼服丹成仙之说和大量编造道教经典的做法，以极其尖刻的语调加以讥笑挖苦。《笑道论》反映了北朝佛、道二教争论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了解当时道教依据的经典、道教教义和修行方术等，对研究北朝社会和宗教文化皆有参考价值。（此论载《广弘明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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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周学僧道安适应佛、道二教争论的形势，撰写《二教论》十二篇上奏北周武帝，对三教详加评论。提出所谓“三教”，实质只有佛儒二教，“释教为内，儒教为外……详览载籍，寻讨源流，教唯有二，宁得有三”？引证《汉书·艺文志》，称即使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诸家也皆属“儒宗”。说佛教属出世之教，在思想方面优于“方内之教”的儒、道二教。并且有意将老庄的道家与三张（东汉张陵、张衡、张鲁）、葛洪的道教分开，说“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篇，宗师可领”，而其他的道经则“徒讹惑生民，败伤王教”，或篡改自佛经，或纯属伪造。（载《广弘明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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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太史令傅奕先后七次上书唐高祖排佛，建议废佛（《广弘明集》卷六、卷十一），对佛教冲击很大。唐高祖下令整顿裁减佛、道二教，引起佛、道二教空前规模的激烈争辩。道士李仲卿、刘进喜分别著《十异九迷论》、《显正论》批评佛教。为此，僧法琳上书力辩，先后撰《破邪论》、《辩正论》进行驳斥。绵州振响寺沙门释明概撰《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门下典仪李师政撰《内德论》也对傅奕进行激烈批驳。（《广弘明集》卷十一至卷十四“辩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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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廷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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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必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在思想上也容易引起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道教的矛盾激化，以致招致朝廷下令禁毁佛教（“灭佛”）之举。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朝武宗和五代后周世宗都曾降诏禁毁佛教，史称“三武一宗”灭佛，曾对佛教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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