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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载录的大量人物传记，主要取自《高僧传》、《续高僧传》及历代的经录。然而因为法藏是唐代华严宗的正式创立人，从他的取舍、评述，不仅便于集中了解《华严经》在中国流传的历史和影响，而且也有助于了解他诠释《华严经》的着眼点及其所创立的华严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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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谂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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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谂、少康共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也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简称《往生瑞应传》。作者文谂生平不详，少康也许是唐代被称为“后善导”的少康（？—805）[117]，然而缺乏资料不好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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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书一般称净土宗为“净土教”、“莲宗”，因为前后没有比较严格的传承关系，对历代祖师没有形成一致的说法。文谂、少康的《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是现存最早的一本净土史书，载录自东晋慧远至唐邵愿保等信奉净土法门的僧俗四十八人[118]的简略传记，虽没明记前后传承世系，然而将东晋慧远列在最前面。据书序：“夫以诸佛兴慈，多诸方便，唯往生一路，易契机缘。详往古之志诚，并感通于瑞典，则有沙门文谂、释子少康，于往生论中、高僧传内，标扬真实，序录希奇，证丹诚感化之缘，显佛力难思之用……”可见资料主要取自于以往记载历代净土往生事迹及高僧传记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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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通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册所载录本。书后有：“天德二年（岁次戊午）四月二十九日（庚辰木曜觜宿）延历寺度海沙门日延（大唐吴越州称日赐紫惠光大师）劝导传持写之传焉。”表明此刊本原是据日本平安后期天德二年（958）四月曾到中国求法的比睿山延历寺天台宗僧日延所持之本。此本自然是来自中国五代后期的吴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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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载录的传记虽简短，然而将每个人奉持净土念佛法门的事迹交代得还算清楚，对在中国净土信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东晋庐山慧远、北魏昙鸾、隋代天台宗创始人智、唐代倡导口称念佛的道绰、善导等人皆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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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禅宗史书《宝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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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禅宗向社会的深入传播，影响的扩大，以及出于它确立宗门传承祖统和法系的需要，以历代著名禅师的传承世系为经，以记述他们的事迹语录为纬的禅宗史书应运而生。以慧能为祖的南宗在8世纪后期迅速兴起，北宗日趋衰微并消亡。在南宗中以马祖的法系和石头的法系在唐后期发展迅速，并且成为禅宗的主流派，到五代时从中形成禅门五宗。9世纪以后由南岳衡山沙门惠炬在慧能当年居住传法的韶州曹溪宝林寺编撰的《宝林传》十卷，记述禅宗所传西土（印度）二十八祖、东土六祖及南岳、石头法系诸祖师的世系和传法事迹，虽掺杂很多虚构成分，然而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宝林传》现仅有七卷残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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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林传》的全称为《大唐韶州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智炬于唐贞元十七年（801）编撰。书中内容虽有不少编造，而且年序有混乱之处，但所述从大迦叶至菩提达摩的二十八代祖师的传承世系和从释迦牟尼佛—大迦叶……直至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传法偈等，却为后来宋元诸改编本《六祖坛经》和《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灯史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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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林传》从社会上消失七八百年之后，1932年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于京都的青莲院发现《宝林传》第六卷，嗣后做了研究；翌年，中国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版大藏经》，从中发现《宝林传》的第一卷至第五卷和第八卷。这样，中日两国总共发现七卷。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三时学会主持将赵城《金藏》中的罕见佛典49部影印，装订为方册本以《宋藏遗珍》的书名发行。其中第三、第四两函收有上述《宝林传》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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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林传》发现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宝林传》中的虚构成分、祖统世系说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十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陈垣曾对《宝林传》残本作研究，在1942年集成的《中国史籍概论》的卷五发表了他研究的结果。日本柳田圣山在1967年出版了《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其中第五章《宝林传的成立和祖师禅的完成》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五节对《宝林传》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胡适在1959年将自己对《宝林传》的研究结果以《跋宝林传残本七卷》的题目发表。从1978年开始，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禅学研究会以完成《慧能研究》的基础上，对反映中国禅宗主流派洪州宗思想的灯史《宝林传》残本各卷进行校勘、注释和翻译，陆续发表，2003年由田中良昭统编为《宝林传译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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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宝林传》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中日两国学者都作了充分的估价，特别指出《宝林传》所编造的西天二十八祖传承世系、“佛祖传法偈”及“谶偈”等，几乎为后来的禅宗灯史《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继承，并且被应用到历代禅宗禅师的传法之中，也通过不同渠道传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影响是很广泛的。[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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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唐代还有玄伟《玄门圣胄集》、南岳惟劲《续宝林传》的编撰，然而两书皆已不存，内容大概为五代南唐静、筠二位禅僧编撰的《祖堂集》吸收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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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石萃编》卷四十《大德寺唐高祖造象记》、《为子祈疾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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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载在武德九年（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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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载《大正藏》第52册第380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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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法琳别传》卷上，载《大正藏》第50册第201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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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正藏》第52册第328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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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载《大正藏》第52册第512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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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别载《大正藏》第12册第1098页上、第1107页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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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上参见《旧唐书·则天武后纪》及《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薛怀义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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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旧唐书·武宗记》，会昌五年八月推行毁禁佛教政策，“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并“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毁禁僧尼、寺院数字与祠部统计一致，然而实际上在上都、东都每街尚留二寺，每寺僧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二》），此外不少州县的僧尼、寺院并未受到毁禁（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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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慧乘传》、《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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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智实传》，载《大正藏》第50册第635页下至第63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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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及《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崇玄署》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