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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戒是僧俗皆可受持的。在一般情况下，在家信徒可随时受菩萨戒，而出家僧尼必须在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之后方可受菩萨戒。《梵网经》、《瑜伽戒品》等说有两种受戒方法：一种是在佛、菩萨像前“自誓受戒”；另一种是请受过大乘戒的法师或居士担任戒师为自己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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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所述，大小乘戒律存在多种，译时译地不全相同。在唐以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地流行的戒律也很不统一。在小乘戒律方面，关内长安一带地方盛行《摩诃僧癨律》，关东河洛一带盛行《四分律》，江南盛行《十诵律》。在大乘戒律方面，《梵网经》与《地持经·戒品》（与《瑜伽戒品》大同）并行，对大乘戒的解释与授受方法有不同的说法。道宣在广泛吸收以往各地学僧戒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四分律》为中心的融会大小乘戒律的律学体系，迅速为佛教界接受和采用，为中国佛教正统律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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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律学体系的创立——道宣的南山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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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相继成立，有的以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主要依据，有的以论书为主要依据。道宣通过诠释《四分律》建立了自己的律学体系。后人把他的律学称这为“律宗”，又因他久住终南山，也称为“南山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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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宣简历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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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或说是长城（今浙江长兴）人。父钱申，曾任陈吏部尚书。年十五从长安日严寺智鈆律师受业，十六岁出家，受具足戒后，唐武德（618—626）年间师从智首学习律学。智首是唐初著名律师，尤精《四分律》学。据载道宣听他讲律二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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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后来长期住在终南山，先后住过的寺有白泉寺、崇义精舍、丰德寺、净业寺等。他在这些地方修行、讲律和从事律学撰述。当时大医学家孙思邈（581—682）也隐居终南山，与道宣“结林下之交”（《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敕建西明寺落成，诏道宣任寺上座。道宣在此寺撰《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到麟德元年（664）在朝廷支持下从事译经事业。道宣曾奉诏协助玄奘译经，“笔受润文，推为上首”（《佛祖统纪》卷二十九）。道宣卒于乾封二年（667）十月三日，年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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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宣以后的判教和律学著作来看，他早在玄奘回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之前，对小乘《阿含经》、大乘的般若及中观类经典、旧译唯识等佛法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道宣著述很多，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尚有《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东夏三宝感通记》、《释迦谱略》、《圣迹见在图赞》、《佛化东渐图赞》、《释迦方志》、《注戒本》、《戒本疏》、《注羯磨》、《羯磨疏》、《行事删补律仪》、《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释门章服仪》、《释门归敬仪》、《释门护法仪》等（《大唐内典录》卷五、《佛祖统纪》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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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其中几种重要戒律著作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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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删补律仪》，即《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原三卷或六卷，现分作十二卷，撰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再作校订，对《四分律》作了系统论释，围绕持戒行善和僧团行事仪轨，对戒律内容和以往学说，删繁补阙，提出自己的律学理论。宋代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是对此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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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戒本》，即《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卷，成书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广引经律论书，对《四分律比丘戒本》进行论释。其中律文、注文同前书，疏文是对这些文字的进一步论释。此疏宋代被会入元照《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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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羯磨》，即《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二卷，道宣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春在沁部绵上县（在今山西沁源县北）鸾巢村僧坊作，是对《四分律》中犍度篇的“羯磨”[41]——僧众集会议事和授受戒、说戒、安居、忏悔等仪式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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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磨疏》，即《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卷，道宣贞观二十二年（649）应请于终南山丰德寺对上述《随机羯磨》所作之疏，是对《四分律》犍度篇中各种羯磨仪轨的详细论释。此疏宋代被会入元照《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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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戒本疏》、《羯磨疏》和《行事钞》，后世称为律宗的“三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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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宣的四分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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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二“论”中介绍了戒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在唐以前中国各地流行不同部派的戒律，而进入唐朝以后，“普行《四分》之宗”。他又简单地介绍了汉地研究和推广《四分律》的经过。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一、卷二十二的诸传和《行事钞》卷上一，对在道宣之前弘传《四分律》的学者与著作进行介绍。早期学者有北魏法聪及其弟子道覆。魏末北齐至隋朝，慧光及其弟子为《四分律》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打下了基础。慧光撰有《四分律疏》、《羯磨戒本》；弟子道云撰《四分律疏》、道晖撰《四分律疏》、洪理著《四分律钞》、隋朝法愿著《四分律疏》、《是非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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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著名律师洪遵（530—608）曾从道云、道晖学律，开皇十六年（596）被任为“讲律众主”。当时关内盛行《摩诃僧癨律》，经他宣传，《四分律》才开始在关内流行，著有《大纯钞》五卷。隋朝弘传《四分律》的律僧还有道洪、法胜、洪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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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首（567—635），北齐时出家，师事僧稠的弟子智旻，专学律，又从道洪学律，隋时入大禅定寺。他看到佛教界五部律“混而未分”，见解也不一致，在受戒、持戒等方面也无定规，所谓“海内受戒，并诵法正（按：即法藏部，律为《四分律》）之文，至于行护随相，多委师资相袭，缓急任其去取，轻重互有截断”（《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智首传》），于是撰《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在吸收道云《律疏》的基础上，对五部律的同异加以评述，“定其废立”。唐太宗建弘福寺，任他为上座。由于智首的提倡，《四分律》在唐朝更加流行。道宣就是智首的弟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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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的四分律学是在继承以往学者研究《四分律》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宣通过自己的著述反复强调中国佛教界应当实行法藏部《四分律》，说它与大乘佛教相适应。他不仅对《四分律》中的戒条、仪规等详加注释，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律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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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宣的判教论——化教和行教（或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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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的判教理论，用以说明本宗教义的意义和历史地位。道宣的律学体系中也有判教理论。道宣《行事钞》卷上一“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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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理之教，乃有多途，而可以情求，大分为二：一谓化教，此则通于道俗，但泛明因果，识达邪正。科其行业，沉密而难知，显其来报，明了而易述。二谓行教，唯局于内众，定其取舍，立其网致。显于持犯，决于疑滞。指事曲宣，文无重览之义。结罪明断，事有再科之愆。然则二教循环，非无相滥。举宗以判，理自彰矣。谓内心违顺，托理为宗，则准化教。外用施为，必护身口，便依行教。[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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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全部佛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化教”，把通过经、论表述的一切大小乘教理，无论出家在家，一切信徒皆可信奉，内容是讲善恶邪正、因果报应，在关于众生行为业因的理论中有深奥难解之处。第二是“行教”，也称“制教”，指制约规范人的行为（侧重身语二业）之教，即一切戒律，只局限出家僧众遵照实行。何者当行，何时者当禁，有种种戒条，规定明确，对犯戒者处治务求得当。化教叫人从心理上明断是非，行教防护身口、不做违戒之事，不说违戒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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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进一步把化教分为从低到高三个层次，即性空教、相空教、唯识教。《行事钞》卷中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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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理大要，不出三种：一者，诸法性空无我，此理照心，名为小乘。二者，诸法本相是空，唯情妄见，此理照用，属小菩萨。三者，诸法外尘本无，实唯有识，此理深妙，唯意缘知，是大菩萨果证行。故《摄论》云：唯识通四位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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