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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忍的禅法可用《修心要论》中反复强调的“守心”二字来概括。对相关语句加以综合，大体蕴含以下几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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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心既是禅定，又不局限于禅定，是可以贯彻于人的行、住、坐、卧的一切状态之中的修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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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守心的字面意思来看，是守住本心防止它丢失的意思。从其引申之义来看，首先是认识自己本有佛性、“清净之心”，此即“照了心源”；然后通过断除憎爱心、分别心等“妄念”、“我所心”，即灭除不断产生情欲、执著和种种烦恼的心识，使本有的佛性显现，从而超离生死烦恼，觉悟成佛。“我所”是《修心要论》中的一个常用的概念。本来，“我”与“我所”是《阿含经》中常见的一对概念。“我”是指生命的主体，一般认为是由五阴（五蕴）和合而成，故也常把五阴看为是“我”，而把一切认为“是我所有”的心理活动、观念称为“我所”。而由执著“我”、“我所”便引起各种情欲、见解和种种烦恼。这里的“我所心”实际包含对“我”、“我所”的执著，从前后文看，是包括人的一切情欲、烦恼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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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守心可以采取坐禅的方式来说，它与其他禅法有相似之处，也可以认为与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所讲的“守一”、“摄心”，即通过观想身心或某一外物达到体认一切皆空的禅法是一致的。《修心要论》建议修行者依照《观无量寿经》所说的方法进入禅定状态，然后凝心观想一轮红日，念念不住，如果其间产生任何意境，面前出现各种幻象，应当“摄心”不要执著，用般若的空寂、不二等思想加以克服，使“妄念不生，我所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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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守心是个渐进的修行过程，不论采取禅定形式或是在日常生活的一切场合，通过持久地守心修行，断除妄念，才能使清净之心显现。这如同磨镜一样，当把尘土污秽磨擦洁净之时，它才会豁然明亮。“磨镜”之喻源自《楞伽经》。此经卷一载，佛在解答大慧菩萨之问时说“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指通过修心来清除一切“妄念”、烦恼）是“渐净非顿”，如同庵罗果是渐渐成熟的，陶器是渐次制成的，大地万物是渐渐生成的，人学音乐书画是渐渐学会的，皆是渐而非顿，但是在净除众生的“自心现流”之后，便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相当于清净的佛性显现），如同“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像”。在这里表述的是渐修顿悟的思想。“明镜”、“日月”比喻佛性、本心。后来在《楞伽师资记》的《求那跋陀罗传》之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本来广遍，圆净本有，不从因得。如似浮云底日光，云雾灭尽，日光自现。……亦如磨铜镜，镜面上尘落尽，镜自明净。”这里的“大道”和“日光”、“铜镜”也是指佛性，借磨镜面上的尘垢来比喻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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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守心禅法在引导修行者达到解脱中的作用，弘忍是充满自信的，说：“欲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按：可概释为一切佛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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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忍的守心禅法直接被弟子神秀创立的北宗继承，提倡坐禅“观心”、“看净”；创立南宗的慧能也从中汲取营养，在其顿教禅法中将“识心见性”置于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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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秀和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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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宋代以后所说的禅宗，一般是指由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然而从禅宗发展历史考察，在唐末以前曾有过南北二宗并行传播的时期，而且至少在弘忍去世（公元674）到“安史之乱”（755—763）结束之前，北宗曾在以长安和洛阳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十分盛行。直至“安史之乱”之后，南宗得到朝廷的支持，取得正统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禅宗主流派，北宗逐渐衰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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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神秀及其弟子普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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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忍的弟子中，神秀、法如、慧安和慧能最为有名。其中作为北宗代表人物的是神秀及其弟子普寂、义福。他们由于受到朝廷的崇信，使北宗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盛行于以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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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秀与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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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706），俗姓李，陈留尉氏县（在今河南省）人。幼年出家（尚属私度），曾到江东闽浙地区游历修学，对老庄、《尚书》、《周易》等和大小乘佛教经论、戒律都有研究，受具足戒后“锐志律仪，渐修守慧”（《传法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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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四十八岁时慕名前往蕲州东山礼弘忍为师，学达摩禅法。平日，一边从事寺中砍柴担水等杂务，一边从弘忍求道受法。六年期间，在理解禅法要义和修行方面表现突出，受到弘忍称赞。弘忍夸奖说：“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是说神秀对于《楞伽经》有深入理解。据《宋高僧传》《神秀传》记载，弘忍当面赞誉神秀：“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悬解”是指超越文句对禅理整体有深入理解；“圆照”是指通过禅观体悟真如自性的修行。张说《大通禅师碑铭》载，弘忍曾赞叹：“东山之法尽在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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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法宝记》记载，神秀曾一度还俗（原文：“后随迁适，潜为白衣”），在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天居寺隐居十年。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经荆楚高僧数十人举荐，神秀得到朝廷允许正式受度出家，被派到当阳（在今湖北）的玉泉寺担任住持。玉泉寺是隋天台宗创始人智所开创的寺院，曾在此宣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著作。与神秀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弘景（因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之讳，一般写为恒景。634—712）在唐初曾跟道宣的弟子文纲学习戒律，后到此寺修持天台止观（详见《宋高僧传》卷五《恒景传》）。可以认为，玉泉寺是有讲习天台宗教义传统的寺院。神秀在此也可能习学天台宗的教义，但他向弟子传授的主要是“东山法门”禅法。神秀的名声日著，前来从他受法的人很多。《传法宝记》记载，在弘忍的另一位弟子法如去世之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遂开善诱，随机弘济，天下志学，莫不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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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光宅元年（684）临朝执政，五年后改国号为周，称“神圣皇帝”，后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在这期间她曾利用佛教。《大云经》、《宝雨经》中“女身”菩萨为王的记载，成为她登基当皇帝的佛法依据。一些御用和尚曾迎合她的意向撰写《大云经疏》，宣称她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国主。武则天即位后尊崇佛教，改变以往把道教置于佛教之前的政策，“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她下令在各地建造大云寺，在洛阳城北造大佛像，召请各地名僧进京讲经说法。当时受到她崇信的高僧有翻译八十卷本《华严经》的于阗僧实叉难陀、有从印度求法而归的义净、有翻译《宝雨经》的印度僧菩提流志，还有华严宗正式创始人法藏、禅宗僧神秀、慧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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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视元年（700）武则天派使者迎请神秀入东都洛阳。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宋之问为隆重迎接神秀，特写《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上奏，赞美神秀“契无生至理，传东山妙法，开室岩居，年过九十，形彩日茂，宏益愈深”；说两京和各地的很多信众都曾受到神秀的教示，在信徒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建议以“法事”迎神秀入城，“焚香以遵法王，散花而入道场”（《全唐文》卷二四○）。神秀被迎进洛阳之后，立即受到武则天的崇高礼遇，乘轿舆上殿，接受皇帝礼拜，被安置在皇宫内部（内道场）居住，被奉为东西两京“法主”，成为武则天、中宗和睿宗三位皇帝的“国师”。神秀在朝廷受到的优遇无以复加，每当传禅说法之际，帝王与之并坐，后妃临席，周围有大臣、高僧围绕。武则天下诏在神秀曾住过的当阳玉泉寺建成度门寺，在他的故乡尉氏县故宅修建报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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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即位后，对神秀继续崇信。神秀几次提出回归玉泉寺，都得不到允准。神龙二年（706）二月二十八日在洛阳的天宫寺去世。中宗派人吊哀，赐谥“大通禅师”之号。歧王李范、张说、徵士卢鸿各撰碑铭。敕宣太子洗马卢正权护送神秀遗体归当阳玉泉寺，在度门寺置塔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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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的弟子当中著名的有普寂、义福、景贤等人。据《景德传灯录》卷四，神秀的弟子还有五台山巨方、河中府中条山智封、兖州降魔藏、寿州道树、淮南都梁山全植等十六位禅师。神秀的法系与在南方的慧能法系相对，被称为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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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寂和禅宗祖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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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寂（651—739），俗姓冯，祖籍长乐信都（在今河北冀县），后世移居蒲州河东（在今山西蒲州镇）。普寂幼年曾习儒学，后想探究佛教，先后学过《法华经》、《唯识论》、《大乘起信论》及戒律等。因对禅宗发生兴趣，先到嵩山少林寺寻访弘忍弟子法如，得悉法如已逝世，便改往当阳玉泉寺拜神秀为师。他在神秀门下学习和修行七年，读过宣讲般若空理的《思益梵天所问经》和宣述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楞伽经》。神秀对他说：“此两部经，禅学所宗要者。且道尚秘密，不应眩曜。”可见北宗是把这两部经思想作为自己禅法的重要理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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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在久视元年（700）应诏入东都，推荐普寂正式受度为僧。长安年间（701—704）普寂被派往嵩山南麓的嵩岳寺，在此修行和传法，逐渐出名。神龙二年（706）神秀去世之后，唐中宗派考功员外郎武平一到嵩岳寺宣诏，在对神秀的德行作了称赞之后，命普寂继承神秀“统领徒众”，授权统辖神秀法系的僧众。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普寂应诏住入洛阳的敬爱寺。开元十五年（727）唐玄宗西上长安，诏义福随驾，而特命普寂“留都兴唐寺安置”。自此，他以兴唐寺为中心向僧俗信众传授禅法，引导学人通过“摄心”坐禅，“总明佛体”，“了清净因”，摆脱烦恼达到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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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七年（739）七月普寂对弟子明确诲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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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尸波罗蜜（按：即戒）是汝之师，奢摩他（按：即止、禅定）门是汝依处。当真说实行，自证潜通。不染为解脱之因，无取为涅槃之会。（《大照禅师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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