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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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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有活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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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转世制度作为藏传佛教一大特点，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在全世界，佛教作为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一，除了蒙藏信仰的佛教体系有活佛转世制度之外，其他佛教信仰地区都没有。比如汉族就没有，没有一个人自称是活佛。唯一比较特殊的是，1994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讲课时，台南白塔寺有一位出家人，叫道本法师，已经二十七岁了，他曾经捐款给锡金的绒德寺——拉萨楚布寺的下院，和噶玛派的噶玛巴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这座寺庙有六、七百人，规模相当大。道本法师和这个寺庙的主持人噶玛噶举红帽派的领袖夏玛尔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将在台南募集到的相当多的香火，捐赠给绒德寺，据有关人士说，绒德寺的出家人都分到了衬金，这次的衬金是历史上最多的。作为回赠，夏玛尔巴就让他成为活佛。噶玛派有一位叫“洛本仁波切”的格西去世了，于是道本法师一夜之间就成为洛本仁波切的转世了。道本法师欣喜若狂，回到台湾后，经过运作，在台南白塔寺举行了正式的活佛坐床典礼。这位法师一不会藏语，二不会藏文，三对藏传佛教基本无知，却成为洛本仁波切，举行了坐床典礼。有个新闻界的朋友问我，这种事情内地会发生吗？我说，不可能，内地如有一个汉人宣称自己是仁波切，公安部会立即把他逮捕的，因为这是招摇撞骗。这个道本法师变成活佛是个笑话，假若有人请这个活佛给予开示，他能讲出藏传佛教任何东西吗？估计他做不下去，他会感觉到很困难的。这反过来证明，转世活佛制度是藏传佛教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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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金：施舍给僧道的钱物。衬，通“嚫”。《醒世恒言·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支衬钱五百文。”顾学颉校注：“衬钱，即嚫钱。梵语谓施与为‘嚫’；所以布施给僧道的金银衣物等叫做‘衬金’或‘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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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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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和宗教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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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这是它的传统。第十世班禅圆寂，是1989年1月28日往生的，国务院三天后发布公告，第一句话说：“班禅大师去世，根据藏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传统，寻找、遴选新的转世活佛。”民族的传统，指藏族的传统；宗教的传统，指藏传佛教的传统。这是我们国家根据历史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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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点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佛教从7世纪左右传到西藏，经过长时间的弘法、推广，与当地古老信仰冲撞、摩擦、融合，艰苦地建立起来了，又经过一场严重的挫折（842年朗达玛灭法），约一百多年后才有第二次复兴，由阿底峡等建立了噶当派，其他大师也依据自己的情况建立了不同的部派。到13世纪时，有六百年了，毕竟要寻找立足点。佛教到任何地方传播都有个任务，都要本土化。佛教传到汉地，也有一个本土化的运动。请大家读一本书，有一名比利时人叫许里和，现在约六七十岁，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了，这本书由北京大学李四龙等几位青年学者翻译成中文，书名是《佛教征服中国》，讲佛教如何在中国东部、南部扎下根来，实现了本土化的。大家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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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传运动中始终都要寻找立足点，要本土化。可能任何宗教都要走这条路，只是佛教更明显、更有耐心、更持久一些。佛教传到藏区，经过长时期的传播、摩擦、斗争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觉悟到寻找一个立足点以实现佛教本土化的必要，因为社会生活中有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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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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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再回来”——活佛转世制度的兴起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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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寻找活佛转世制度就是在13世纪时产生的。第一个尝试着实行的是噶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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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举派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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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时噶举派已形成“四大八小”许多门派，其中一个大的门派是噶玛噶举派，位于拉萨西郊九十公里、堆龙河上游的楚布寺是其主寺。原来在吐蕃时期，即在唐代时已有很好的宗教道场，噶举派的第一位噶玛噶举法师都松钦巴（dus-gsum-mkyem-pa），其名字意为“知道三世：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名字与活佛转世制度很有关系。这位法师在楚布寺又建立道场（原来他在康区类乌齐建有一个道场），这个寺很兴旺，现在是噶玛噶举的根本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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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松钦巴影响很大，在藏区很有声望。他的弟子名叫噶玛拔希，“拔希”是蒙古语，可能是蒙古人称博士、大师、法师为“拔希”。“拔希”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类似现在的博士。汉语中的博士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像现在是受到社会尊重的称呼，如《水浒传》中的茶博士，是送茶的服务员。这样，“博士”在汉语里有个演变过程，后来正式定位为博士弟子员，得到国家承认，在国家的学术机构做研究，在元明清以来更受到重视，这就不是茶博士的“博士”了。“拔希”可能就是从汉语的“博士”翻译过去的，指有学问的人。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能手”、“把式”。赶车好叫车把式，种菜好叫菜把式，所以有人认为“拔希”是“把式”、“专家”的意思。噶玛拔希发现，大家对都松钦巴的崇拜和尊敬一直没有减退，而且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这样的能人能继续为群众服务。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我不仅是都松钦巴的学生，而且是他的转世。”大家就想当然了，他是在都松钦巴去世十年后才出生的，宣称是他的转世，转世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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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清，布画唐卡，布达拉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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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松钦巴本身的名字就是“知三世”，这为噶玛拔希提供了一个宣传自己是转世的借口，他就在群众中俨然作为都松钦巴的转世。都松钦巴成为第一辈，他就是第二辈，攘迥多吉在他去世后第二年（1284年）出生，被认为是噶玛拔希的转世，转世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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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世”就是认为这位喇嘛很有慈悲，原本他已经功德圆满，已经有觉悟了，可以得到解脱了，可以出世了，但他有慈悲心，觉得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在茫茫苦海中煎熬，因此他再回来给苦难的人以救助，宣传佛教的宗旨，使他们得到解脱，就是“再回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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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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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来，产生了一些新词，如圆寂，就是“死亡了”避讳的说法，也称为“走了”、“跑掉了”、“老了”、“逝世”等；对不大喜欢的人，就说“死了”、“翘辫子了”，等等。但活佛去世怎么能说“死了”，连一般的“圆寂”都不够尊敬，藏语有个词就叫“贡巴佐”（dgongs-pa-rdzogs），意为“假期满了”，或者说“心意满足了”。他已经是成了佛的人，得到解脱的人，为了解救人间的苦难，向西天的净土、兜率天宫等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请假来的，请六十年或八十年，现在假期满了就回去了。很自然的，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所以叫贡巴佐，这是和活佛转世制度同时产生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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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迥多吉是第三辈噶玛巴，前面的第一辈、第二辈是被追认的，第四辈乳必多吉得到很好的机会，到元朝朝廷和皇帝见面，他可以上达朝廷。本来噶玛拔希也有机会，他和忽必烈见过面，忽必烈请他留在蒙古地方传教，他觉得在藏区活动更有潜力，没有答应；他后来又犯了个路线错误，站错了队。忽必烈和他弟弟阿里不哥争皇位，当他哥哥蒙哥汗死后，就在大都首先宣布成为皇帝。蒙古的传统是幼子承家，本来最小的儿子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往往继承王位，阿里不哥认为他应该得到王位，但被哥哥抢先宣布成为皇帝，就在蒙古和林也宣布自己是皇帝。噶玛拔希就站到了阿里不哥一边，跟忽必烈对立。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成为元世祖，阿里不哥成为失败者，噶玛拔希跟随失败者，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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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玛拔希本来有机会得到朝廷支持却错失良机，使噶玛派这一派始终处于民间，汉地给这一派一个称呼，把噶玛噶举的法师们叫“游僧”，就是由于他们在元朝没有获得最高当局的承认。但他们在藏区到处弘法，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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