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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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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来，产生了一些新词，如圆寂，就是“死亡了”避讳的说法，也称为“走了”、“跑掉了”、“老了”、“逝世”等；对不大喜欢的人，就说“死了”、“翘辫子了”，等等。但活佛去世怎么能说“死了”，连一般的“圆寂”都不够尊敬，藏语有个词就叫“贡巴佐”（dgongs-pa-rdzogs），意为“假期满了”，或者说“心意满足了”。他已经是成了佛的人，得到解脱的人，为了解救人间的苦难，向西天的净土、兜率天宫等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请假来的，请六十年或八十年，现在假期满了就回去了。很自然的，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所以叫贡巴佐，这是和活佛转世制度同时产生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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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迥多吉是第三辈噶玛巴，前面的第一辈、第二辈是被追认的，第四辈乳必多吉得到很好的机会，到元朝朝廷和皇帝见面，他可以上达朝廷。本来噶玛拔希也有机会，他和忽必烈见过面，忽必烈请他留在蒙古地方传教，他觉得在藏区活动更有潜力，没有答应；他后来又犯了个路线错误，站错了队。忽必烈和他弟弟阿里不哥争皇位，当他哥哥蒙哥汗死后，就在大都首先宣布成为皇帝。蒙古的传统是幼子承家，本来最小的儿子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往往继承王位，阿里不哥认为他应该得到王位，但被哥哥抢先宣布成为皇帝，就在蒙古和林也宣布自己是皇帝。噶玛拔希就站到了阿里不哥一边，跟忽必烈对立。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成为元世祖，阿里不哥成为失败者，噶玛拔希跟随失败者，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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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玛拔希本来有机会得到朝廷支持却错失良机，使噶玛派这一派始终处于民间，汉地给这一派一个称呼，把噶玛噶举的法师们叫“游僧”，就是由于他们在元朝没有获得最高当局的承认。但他们在藏区到处弘法，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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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举派的帽子：黑帽和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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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举派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呢？是元朝某个皇帝给了噶举派师兄弟一顶黑帽和一顶红帽，师兄黑帽，师弟红帽，师兄弟二人共同弘传噶玛噶举，所以噶玛噶举形成两个系统：黑帽系和红帽系。黑帽系到乳必多吉时还很平常，没有特殊的地位。到第五辈噶玛巴得银协巴时，明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很有远见，知道西藏的问题不能乱搞，就派一名藏人（太监）侯显（藏名洪保希饶，甘肃甘南人）到西藏去，特别提到噶玛巴——《明史》中称他为“哈立麻”，是“噶玛巴”蒙古语发音的汉语对音，永乐皇帝知道他的大名，让侯显请他去南京，又给了一顶金边黑帽子。明朝皇帝钦赐的这顶帽子，其重要性对于转世活佛是了不得的，表示它政治权威的延续性、有效性。到南京后永乐皇帝还封他为大宝法王，到现在为止一直传下来，从第五辈到目前的第十七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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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噶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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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辈大宝法王伍金赤列多吉是1985年出生的，就是在我们政府的支持下寻访确认转世的，坐床后住进噶玛巴的道场，在全国很多地方举行佛事活动。他于1999年12月28日留下一封信，说是闭关，悄悄地离开了拉萨，抵达印度后，才宣布他已离开西藏到了印度，约在2000年1月3号吧，到协饶卜林寺（shes-rab）学习。他给国家宗教局和西藏领导留了一封信，说到印度是为了学习，更重要的是为了取得黑帽。这顶由永乐皇帝赏赐的金边黑帽，带有权威性，每代的噶玛巴黑帽派活佛十八岁正式坐床时都要戴的帽子，十六辈噶玛巴于1959年带到了印度，放在锡金绒德寺。然后他就到处弘法，并于1981年底去世。十世班禅收到电报，说是十六辈噶玛巴往生了，请他念经祈求早日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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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辈噶玛巴去世后，其四大弟子分为两派，有两位主张按照遗嘱在国内寻找转世灵童，找到后由国家宗教局发布正式文书，确认伍金赤列多吉为十七世噶玛巴；红帽派在印度，红帽活佛夏玛尔巴也很能干，红帽派的领袖秘密地到拉萨找了一个转世灵童，叫赤列塔耶多吉（1983～ ）。两人年龄相差两岁，现在都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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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噶玛巴生活在印度的两个地方，赤列塔耶多吉在噶伦堡，伍金赤列多吉在靠近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寺庙里很努力地学习，现在住在达兰萨拉。印度不许他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取得帽子。这个帽子现在保存在锡金的绒德寺里，这是噶举派的一个很大的寺庙，有六七百人，是拉萨楚布寺的下院。我在香港遇到从这个庙里来的几个人，他们现在也没办法表态两位多吉——赤列塔耶多吉和伍金赤列多吉——谁才是真正的十七世活佛。但楚布寺的噶玛巴保留有很多东西，如噶玛巴印、大宝法王印。而我们国家宗教局是态度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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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三、名人效应——活佛转世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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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取得成功，受到人们的欢迎，都松钦巴、噶玛拔希、攘迥多吉、乳必多吉，一辈一辈积累，这就叫名人效应。当时在藏区很有声望的人，人虽然死了，但灵魂没有死，他还继续转世，继续为人们服务，大家也拥护他。这种名人效应带来的效果刺激了其他教派，别的教派纷纷跟进，宁玛派、萨迦派跟进最有成效，而把它程式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是格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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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格鲁派加以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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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格鲁派对这个制度这么积极，接受得这么彻底，而且接受过来以后加以制度化呢？因为萨迦派是靠家族传承，父子、叔侄相传，他们只是在名义上加一个转世活佛的名号而已，未做更多的努力；宁玛派也是家庭传教，也不急于找一个转世活佛来撑门面。但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民间起来的。宗喀巴大师就是从民间起来的，他是安多人，不是前后藏人，历史上前后藏人对安多人有地方上的歧视，认为拉萨话是官话（dpon-skad），安多话和康区方言是乞丐的话（sprang-skad）。宗喀巴恰恰就是讲安多话的人，有口音，又穷，而且据说还吃大蒜，他自己在社会上争得一片天地，宣传他的戒律、他的著作和学术成就，在西藏打下一片江山。他的弟子、传人对于他的事业继承、团队向前推进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格鲁派最能够接受活佛转世制度，将这个精神继续下来。格鲁派和其他教派不同，在接受的同时也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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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指认转世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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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指认一个转世活佛，没有什么繁复的手续，最多只是去世活佛身边的人讨论一下，举出去世活佛的一些表现，然后根据这些表现或者留下的遗嘱，或者留下的一首诗，——遗嘱也好，诗也好，都是不明确说的，这就是在宗教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假若说出来了，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一定要是模棱两可、可以让人猜的东西。假若用不着猜，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和常识，就用不上了，所以要似是而非，制造悬念，悬念是最能引人注意的目标，所以后来的遗嘱基本上是一种悬念。我认为这件事基本上要从社会需要、社会的眼光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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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活佛制度推广得那么快？人们心悦诚服，对于活佛的尊敬、礼貌，是以前佛教界领袖达不到的。这就是几次提到佛教要藏族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点。因为佛教传入西藏几百年后，到了14、15世纪，藏族人有了这种需要，佛教中的佛、菩萨都是外国人，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都是印度人，他们感觉到这些菩萨说话也不懂，我们的困难他未必知道，有一些要求他们不一定能听到，就希望菩萨里有本地的人。汉人也有这种心理，如汉人把菩萨接进来以后，就给菩萨分道场，四大菩萨四大道场。藏人进一步要求西藏化，就把有成就的法师作为活佛转世，一辈一辈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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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四、互为师徒——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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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在世时没有宣布他是活佛，至今没有人敢宣布是宗喀巴大师的转世，这说明有一定的界限，也和人们对他的尊重有关。后来他的弟子们开始转世，达赖喇嘛是从第三世索南嘉措开始转世的，前两辈是追认；班禅系统也是如此。班禅大师从第四辈罗桑却吉坚赞开始转世，他很英明，策略也高明，所以能在明朝快要灭亡时，走先一步，和西藏宗教的几位代表人——五世达赖、固始汗组成代表团，绕过蒙古到东北去找满洲人，去和他们建立联盟，后来叫满蒙藏联盟。满洲入关以前这个联盟已经建立，后来他被封为班钦（大班智达），意思是“大学者”，是有道理的。这样的事情表现出来，就增加了他的威信，班禅一代一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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