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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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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教育制度的产生与这些也有密切关系，一些为了摆脱家庭贫困状态、希望到寺庙里寻求发展以摆脱贫民状态的人，要进一步升到社会更高一级的地位，唯一的机会只有“进庙”。较为富裕的差巴家庭就在几弟兄中选取一个聪明的、能读书的人进寺庙，给寺庙里修间房子，在寺里保持他家庭的一间房，每次派一个人来，都住在这间房里。由于寺庙里只供茶，在寺庙学习的人就要两三个月回一趟家取粮食，同时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这一点说明藏族的寺庙、出家人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了解寺庙的情况，回到农村，从农村又带来新信息回到寺庙，经济上没有隔断家庭的支持，还有家庭对他的期望。这和汉地完全不同，汉地出家人无家，家是火宅，不能回去，而且连原来的姓也没有了，那姓什么？出家人姓释，取一个法名，和原来的家庭毫无关系，并且基本上不允许、也不可能和家庭发生联系。这和藏区对宗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藏族社会的寺庙和若干家庭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家庭带来社会信息到寺庙，也将从寺庙里学习的知识带回农村，这是僧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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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寺庙的时候，一个家庭选择某个寺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一个家庭或曾捐过钱，或曾参与寺庙的建设，或与寺庙有联系，寺庙认他是施主，他才可以在寺庙里建一间房，尤其在几个大庙中这样的情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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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庙以外，各地有很多小庙。藏族地区有一万八千多所寺庙，大大小小，很多城镇村落都有寺庙。这些寺庙建成后也吸收学生学习，当然学习体系不像大寺那么完整，但是可以作为初级的僧侣教育的地方，可以学认字、学念经，然后再到大庙里去深造。这就使藏族社会完全地纳入封建农奴制的政教合一的政体中来，这一政体使僧侣教育制度完整无缺地为政治服务，一直服务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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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里也有离经叛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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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寺庙里也有离经叛道的人，认为寺庙的教育太沉闷，接受新思想以后就不再满足于过去的传统。如安多地区的更敦群培，是当代很有名的思想家，他在哲蚌寺学习，文化水平极高，辩才无碍，有超前的思想，居然被认为是“疯子”。后来他到印度去了，住了十多年。他看出了僧侣教育制度的毛病，提出很多意见，没人听，他就变得放荡不羁，后来被流放，回到拉萨后又被关起来了，出来后就私人开馆教学，有很多人投奔他。他后来还俗了，还结了婚，并且有不止一个女朋友，因为他是放荡的，根本不在乎，甚至还写了一本书叫《性欲论》。西方人对此感兴趣，有些学者将之翻译成英文，并加以解说，台湾又有人将之翻译成汉文。他没有取得格西学位，因为他没钱。想取得格西学位，首先要放布施，比如在哲蚌寺，就要给全寺庙七千多人熬茶，还要捐给寺庙若干礼品，他付不起。另外还有好几位很有学问，辩论也取得胜利，完全有资格取得格西学位但都没有取得格西学位的僧人，就是因为没钱。这个制度产生的流弊使它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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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三、进庙学习：经院教育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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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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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的人才是学习经济、历史、医学、工程、法律等现代科学知识的，这在传统的经院教育的寺院里是不可能的，它的目标是培养格西（dge-bshes）。格西是佛学的最高学位，也就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汉语翻译得很清楚，古代汉语翻译成“善知识”。格西学位的攻读和辩论考试过程，有一系列的设计。格西学位的等级、教学方法、课程的设置是怎么样的？这一点是藏传佛教的特殊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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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藏区教育有两个途径：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按现在的教育体系走的，进小学、中学、大学、考研究生、出国留学，这是现在流行的教育制度，也是政府鼓励的；另外一些人出家，到寺庙里学习，学藏文，进入经院教育体系，考格西学位，成为佛教学者，或寺庙主持人，这个体系里现在产生了新的情况，现代教育和寺院教育开始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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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年轻活佛和高级僧侣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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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讲的教育，是针对一般的僧人。以前，经院教育能给穷苦的人、贫民提供一个晋升到上层社会的机会，所以很多平民到寺庙里去学习，想争取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假若是贵族子弟或转世活佛，就用不着挤，他本身就是贵族，贵族子弟到寺庙里也是贵族，僧官里也有很多贵族。拉萨过去有所有名的僧官学校（rtse-slob-grva），在布达拉宫内东侧，从这里学习出来的人就成为僧侣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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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若干年来，很多年轻活佛担任公职，并主持寺务，但藏文、经典都不太好。由于这批活佛很小的时候就成为活佛，在县里、省里担任公职，不在乎学习不学习，所以佛教知识很浅薄。十世班禅大师经过视察后，说：“工人不懂技术，干部不懂政策，活佛不懂宗教，太可笑了”，就决定对年轻一辈活佛进行培训。在北京设立了一所学校，叫“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设在安定门外西黄寺，院长是第十世班禅，就专门为了培训年轻活佛和高级僧侣，至今已办了好几期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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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都有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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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内地的佛学院不同，内地的僧侣教育在二、三十年代开辟了新的时代，太虚大师在世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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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有一批维新的人，革命热情很高，希望国家赶快富强起来，兴新学、办学校，培养人才，但一时没那么多房子，就想到利用寺庙，于是提议“庙产兴学”，这是邵爽秋先生提出来的。当时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出家的和尚、尼姑都是寄生虫，不劳动，还生活得很好，占着房子。有不少人响应，支持政府以寺庙办新学，就是要赶走出家人，或让出家人还俗，来办学校。太虚大师为此很着急，带头抗争，有二千年的佛教传统要断了，怎么办？他就自己在寺庙内创办了培养僧人的学校，如“武昌佛学院”等佛学教育的场所，在武昌、栖霞、焦山等大寺庙里办僧侣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有佛学教育的课程，也有文化课，这是一个新的体系。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中国佛学院，地方上也有许多佛学院，如闽南佛学院等省一级或地方寺庙的佛学院。全国有好几十所佛学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是新的，以前是没有的，至少清朝以前没有。在这以前的僧侣教育，是各个寺庙自己从师，每个寺庙有自己的传统，有不同的宗派，如禅宗、净土宗等，师徒传授。这是内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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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现在也有佛学院，西藏佛学院设在哲蚌寺，尝试着用新的办法来进行佛学教育，想补足传统佛学教育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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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佛学教育，很小就进庙学习，七八岁的男孩子，在寺庙里就住在自己家里建的房子里，再认一个师父（vjig-rten dge-rgan，音“基登格根”，意为“世间师父”）。刚来的小孩在康村、米村都有师父，早来的师兄也会帮助他初步适应寺庙生活。入寺要举行一个出家的仪式，成为沙弥，藏语叫“格粗”（dge-tshul）。出家了，接受戒律了，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学习文字，叫“贝恰娃”（dpe-cha-ba），“贝恰”之意就是“书”；“贝恰娃”就是“读书人”。这样就进入了寺庙里读书认字人的队伍，这在农村和原来的家族是办不到的。这就给他提供第一个机会，学习文字，认识藏文了，然后学习常用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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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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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认识了扎仓的堪布——学院的院长，高级的僧人，扎仓堪布（grwa-tshang mkhan-po）和进入寺庙的学生逐步熟悉，结成了师徒关系。扎仓堪布对他起决定性的作用，将来推荐他，或分配班次，分到哪个班，怎么学习、检查、考勤等，相当重要，堪布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地位。堪布（mkhan-po）也是寺庙里的管理人、负责人，整个寺庙的堪布是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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