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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内地的佛学院不同，内地的僧侣教育在二、三十年代开辟了新的时代，太虚大师在世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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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有一批维新的人，革命热情很高，希望国家赶快富强起来，兴新学、办学校，培养人才，但一时没那么多房子，就想到利用寺庙，于是提议“庙产兴学”，这是邵爽秋先生提出来的。当时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出家的和尚、尼姑都是寄生虫，不劳动，还生活得很好，占着房子。有不少人响应，支持政府以寺庙办新学，就是要赶走出家人，或让出家人还俗，来办学校。太虚大师为此很着急，带头抗争，有二千年的佛教传统要断了，怎么办？他就自己在寺庙内创办了培养僧人的学校，如“武昌佛学院”等佛学教育的场所，在武昌、栖霞、焦山等大寺庙里办僧侣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有佛学教育的课程，也有文化课，这是一个新的体系。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中国佛学院，地方上也有许多佛学院，如闽南佛学院等省一级或地方寺庙的佛学院。全国有好几十所佛学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是新的，以前是没有的，至少清朝以前没有。在这以前的僧侣教育，是各个寺庙自己从师，每个寺庙有自己的传统，有不同的宗派，如禅宗、净土宗等，师徒传授。这是内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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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现在也有佛学院，西藏佛学院设在哲蚌寺，尝试着用新的办法来进行佛学教育，想补足传统佛学教育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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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佛学教育，很小就进庙学习，七八岁的男孩子，在寺庙里就住在自己家里建的房子里，再认一个师父（vjig-rten dge-rgan，音“基登格根”，意为“世间师父”）。刚来的小孩在康村、米村都有师父，早来的师兄也会帮助他初步适应寺庙生活。入寺要举行一个出家的仪式，成为沙弥，藏语叫“格粗”（dge-tshul）。出家了，接受戒律了，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学习文字，叫“贝恰娃”（dpe-cha-ba），“贝恰”之意就是“书”；“贝恰娃”就是“读书人”。这样就进入了寺庙里读书认字人的队伍，这在农村和原来的家族是办不到的。这就给他提供第一个机会，学习文字，认识藏文了，然后学习常用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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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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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认识了扎仓的堪布——学院的院长，高级的僧人，扎仓堪布（grwa-tshang mkhan-po）和进入寺庙的学生逐步熟悉，结成了师徒关系。扎仓堪布对他起决定性的作用，将来推荐他，或分配班次，分到哪个班，怎么学习、检查、考勤等，相当重要，堪布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地位。堪布（mkhan-po）也是寺庙里的管理人、负责人，整个寺庙的堪布是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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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宗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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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员来说十分难得的是要有个机会，到了一定的程度参加答辩。藏传佛教的学习方法有个很好的制度——对经论进行辩难的制度，某一个高年级学生对某一部经念得很熟了，可以就某几个主题立下题目，别人质问他，他回答，再问再答，进行答辩，多次往复的答辩，道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以就解脱、入世、出世和生命、灵魂等道理辩论，也可以就一个小题目立宗辩论。辩论的地点叫法苑，高年级的学生进行辩论，低年级的学生可以旁听，这种辩论为后来的人提供了很好的见习机会。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不只是会背诵、不甚理解，还要活学活用，能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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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四、共同的教材：经院教育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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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教材讲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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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教育有共同的教材，第一部书是《现观庄严论》（mngon-par-rtogs-pavi-rgyan），是讲唯识的书。唯识是讲解脱的，唯识学是佛学的基础，如《心经》，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解释。人生在茫茫苦海中，如何能得到解脱，到达彼岸？要有智慧才能到达彼岸。智慧这个词汉语很难翻译，“般若”是梵文音译，不是意译，因为它有很复杂的意思，智慧不等于知识；藏语译成“协饶”（shes-rab），特指高等的、特殊的智慧。比如茶杯，是个容器，可以用来喝水解渴，是由土加水捏成模型然后加热制成的，这些都是关于茶杯的知识。那么茶杯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是毁灭。世界上一切物质都是要毁灭的。再如北京的定陵，万历皇帝修了几十年，因为怕后人挖掘，他处死了所有的工人，但定陵最后还是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智慧的本质就是要看到事物的最根本的东西。这部书是讲唯识，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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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教材讲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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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是《量释论》（tshad-ma-rnam-vgrel）。量，意为“标准”。《量释论》是讲佛家逻辑学的，讲关于标准的，要按照佛教的道理、佛家的体系来理解。这个体系就从这儿开始学习。“才玛”（tshad-ma），汉语翻译成“因明”，即佛家逻辑学或佛教逻辑学。既然到寺庙里来读佛教的书，就要按照佛教的逻辑来理解，假若按世间的逻辑就会读不下去。逻辑是具有一定思辨性的，不是强迫接受的，是按照思维的轨迹走，必然这样理解，必然走这条路。藏族在这方面的造诣非常了不起，讲“才玛”的书，印度最后一位佛教大师法称（曲扎）著有《因明七论》——七本书，藏文全部翻译了，但汉文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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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可以说把显教佛经翻译得差不多了。当佛教传入我国内地时，从北朝前期就有人从事梵文翻译，但是很奇怪，他们怎么会懂梵文？是否是从西域或印度来的移民？我们的祖先为探索外来的思想和知识真是煞费苦心。经过若干代佛学家的努力，基本上将梵文的显教佛经全部翻译了，后来结集成《大藏经》，经、律、论三藏。佛亲口所说，是经；佛弟子和后来学者的解释是论；律是佛教僧团的规矩，举例解释是律例，律条和律例合成律。经、律、论总称“三藏”，三藏兼通的就称为“三藏法师”，如唐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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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才玛”，汉族翻译了一些早期的因明著作，到了因明学的晚期，法称有很多的发展和解释，著了《因明七论》，没有汉文本，但全部被译成了藏文。藏文为什么受到国际重视，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印度的梵文原典由于战争、气候原因等毁灭了，失传了，但在藏文经典中保存了。日本京都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合作举办了“国际因明学会”。这个协会只有二、三十个人，任务就是把藏文的因明学著作还原为梵文，还原完一章就是一篇论文，其中有很多人取得了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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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教材讲“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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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西南德哇坚（bde-ba-can）寺是专门教因明的地方。这个庙不大，但是有传统，宗喀巴大师就在这里学习过，也在这里参加过辩论，还不止一次。他的弟子们出于这个地方的也很多。可能藏区早期的经院教育里有一条，要选最好的学校去学习，进行答辩，就在德哇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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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学《入中论》（dbu-ma-la vjug-pa）。佛教辩论分唯识和中观两大派。中论就是首先要防止两种偏见，既不是绝对地排斥现代知识，也不是绝对地顺从现代知识，即中庸之道。中观派对世界的成因，人、宇宙和世界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观派六部重要的书之一就是《入中论》。在藏区奉行中观的有两大派，自续派和应成派，宗喀巴大师奉行的就是应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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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学两种就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回去到小寺庙里当个住持；或者离开寺院，回家了，还俗做个教师，教人学习藏文和佛学的基本知识。真正继续念下去的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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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教材讲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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