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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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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汉文卷子中，伯希和收藏的第4646号和斯坦因收藏的第2672号内容相同，即《顿悟大乘正理决》。这一文献极其重要，其中记载了一个唐朝和尚到拉萨传法的情况。当时汉地佛教已经很成熟了，建立了很多宗派，吐蕃就邀请内地和尚到藏地传教，每年派两个，两年一换，这都有记载。这位和尚叫“摩诃衍”（Mahayana），即“大乘和尚”的意思。当时西藏佛教界分成两个派别，即顿门和渐门。内地去的和尚主张顿悟，认为不需要坐禅，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思想，猛一下就可以觉悟，从而明心见性。主张渐悟者认为，必须次第而修才可以达到最终解脱。结果，两派之间进行了辩论。这是我们从敦煌卷子中才知道的。双方用什么语言进行辩论？也许是笔谈。在什么地方辩论的呢？大概在桑耶寺。法国学者戴密微曾写过一本《桑耶寺的诤论》（汉译本叫《吐蕃僧诤记》，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讲了这次辩论，其中引用了《顿悟大乘正理决》。里面提到，吐蕃延请婆罗门僧三十人、唐僧摩诃衍等三人，互相进行辩论。可见，从藏文的创立，到解释佛经，再到进行佛教的辩论，中间经历了一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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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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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吐蕃王室为了翻译佛经，建立了三个译场，其遗址都在桑耶寺附近，由此也可看出，辩论很有可能是在桑耶寺进行的。三个译场即旁塘宫、青浦宫、丹噶宫。他们各自将已经翻译的佛经名称及著译者登记为一个册子，记录在案，作为一个目录，互相传看，避免重复，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丹噶目录》。布顿仁波切当时还看到了其他两部，以后就很少有人见到了。《丹噶目录》记录有二十七类佛经，共计六百七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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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当时是很受尊敬的职业，他们留下了许多很重要的东西。其中最出色的有三位大译师，即噶（ka-ba dpal-brtsegs，噶瓦贝则）、属（cog-ro kluvi-rgyal-mtshan，属庐·鲁意坚赞）、尚（zhang ye-shes-sde，尚·益希德），最后一位估计和皇室有姻亲关系。他们三位分别领导三个译场，培养了一批翻译家，使藏区的译经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的时期，为后来藏文《大藏经》的结集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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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四、和玄奘一样了不起：大翻译家管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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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位久被湮没的大翻译家——管法成（vgos-chos-grub，音译“管·却珠”）。他曾长期生活在敦煌地区，精通汉、藏、梵三种文字。大家都知道玄奘法师，他将印度的文化传译过来，促进了中印的文化交流，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中外文化交流，有和没有大不一样，佛教传入中国，丰富了语言、文化。现在如果离开佛教词汇，我们就很可能无法说话。比如，“世界”这个词即来自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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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这位和玄奘法师一样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师，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陈寅恪教授在阅读敦煌佛教文献时发现了他，将他与玄奘法师相提并论，认为他的功劳很了不起。他曾翻译过二十几部经，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贤愚经》。这部经没有梵文本，是汉地几位出家人在于阗听印度法师讲经的记录汇集而成，后来藏戏的许多内容即来源于此经。戏剧是用音乐、舞蹈等形式来表演文学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一个有戏剧的民族才是文化成熟的民族。藏族有戏剧，其戏剧多半是表现佛经故事的，所以佛教的传入，对西藏文化影响至深。另外，《贤愚经》中的故事也表现在壁画上。在丰富藏族语言和文化方面，翻译家们立下了很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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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经疏》的殊胜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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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法成不但将梵文和汉文的经典译成藏文，同时还将一些藏文经典译成了汉文。其实，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多民族的智慧集合而成的。我们知道《解深密经》是唯识学的重要经典，当年玄奘法师讲这部经时，他座下有位叫圆测的新罗国法师进行了记录，他记完了，就将记录稿交给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就将它作为圆测的著作，这就是著名的《解深密经疏》，后来失传了，在汉地的人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书。但这部经流传到敦煌后，在藏文《大藏经》中却保留了下来，其译者就是管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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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杨仁山从日本大内图书馆找到了此书汉文本，非常高兴，但后来发现缺了二品，十分可惜。当年陈寅恪希望有人对照藏文将汉文本补足，上世纪80年代初，赵朴初先生请观空法师从藏文译成汉文，将其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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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玄奘法师从印度请回的一部经，由新罗国的法师在听讲时用汉文记录，再由藏族法师翻译成藏文，汉文本又被日本人请到日本，杨仁山先生从日本取回汉语残本，赵朴初先生请人再由藏译汉，形成足本，其中因缘不可谓不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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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法成还翻译了《金光明经》等经，但他的身世一直不为人所知。日本龙谷大学的上山大峻比较注意此人，认为他是汉人，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在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以北达那地方，即有管氏家族存在，此家族乃吐蕃时期的一个大家族，所以可以肯定管法成是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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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五、藏文《大藏经》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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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翻译佛经的增多，藏译佛经结集成《大藏经》的时机成熟了，时在13世纪，噶当派的法师菊木登日惹（bcom-ldan rig-ral，世尊智剑）和卫巴洛赛（dbus-pa-blo-gsal），他们两位合作在那塘寺收集各地佛经的写本，编辑《甘珠尔》和《丹珠尔》；后来布顿仁波切编辑了一个《丹珠尔目录》，附在其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中。但更重要、更规范化的写本，是由蔡巴万户长主持编成的《蔡巴甘珠尔》。布顿仁波切校订完成这部《大藏经》后，请至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地下图书室专建恒温室保管，后专机运回拉萨，保存在西藏图书馆。后来的那塘版、卓尼版都是据此复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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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大藏经》的第一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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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大藏经》的第一个刻本是明朝永乐九年在南京刻成的，永乐五年将得银协巴请到南京，举行一个大法会，然后就请他主持藏文《大藏经》的修刻，该刻本为铜版蚀刻、朱印，是永乐皇帝为了超度徐妃而刻的。明王朝曾送一套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法王将其运回色拉寺，并专门修了甘珠尔拉康（拉康，藏语“lha-khang”的音译，意为“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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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为了庆祝他母亲的大寿，刻了第二个刻本，即万历版藏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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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刻本是在藏区的中甸——其实是在丽江刻的，请红帽派的噶玛巴却英多吉主持修刻的。这个版后来被蒙古王固始汗抢到了理塘，这就是理塘版。以后还有德格版等很多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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