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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座寺庙,也是吐蕃时期建立的,可能更古老一点,后来向桑耶寺看齐,由出家人主持,这就是昌珠寺(khra-vbrug)。昌珠寺坐落在山南雅隆地区的中心地带,位于树阴之中。这个寺庙里据说有文成公主当年用过的厨房,有用珍珠串成的唐卡,还有六门六柱殿(ka-drug-sgo-drug),有后期建成的很特别的一层楼的佛殿,叫杂古拉康(rdza-sku lha-khang),是陶瓷修成的佛殿,非常精美。昌珠寺以前可能是私人修建的殿堂,桑耶寺建成之后,它向桑耶寺看齐,加以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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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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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山南扎囊县还有一座扎塘寺,也是比较早期的,寺庙里的壁画很特殊,具有西夏的传统,意大利G·图齐有过论述,北京的张亚莎女士也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证明了这座寺庙的壁画是那个时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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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之名与山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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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拉萨市内的属于私人修行殿堂的,也有了出家人,成为寺庙,就是大昭寺和小昭寺。据说大昭寺是由尼泊尔墀尊公主出资请文成公主设计的。关于大昭寺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说,拉萨原来是个湖,至少在修大昭寺的地方是个水塘,要把湖填满或将水抽干才能修筑殿堂,墀尊公主就请文成公主算卦,文成公主计划用金属的棍子架起框架,再用土将水塘填满,就可以修筑了。在大昭寺壁画上有这个建筑工程图,是壁画。其中有个泉眼怎么也填不满,土填进去水又冒出来,大家很着急,这时有只山羊,背着土跳下去,就填住了。到现在为止,在藏区山羊是干活的,估计原来在修建大昭寺时山羊也是干活的,某只山羊背土跳下去将泉眼堵住了,水就不出来了,就开始修建大昭寺了。现在大昭寺底层南侧第三个门里面的墙上就有个石羊头,据说摸一摸会给人带来好运,现在被摸得铮亮。这也说明一件事,至少拉萨这个名字与山羊有关。拉萨这个名字是后来的,原来的名字叫逻些。“拉萨”(lha-sa)是根据现代藏语记音的,“拉”(lha),意思是“神”;“萨”(sa),意思是“土”。唐代时汉字记录为“逻些”(ra-sa),当时发音按藏文文献也是“ra-sa”,意思就是“山羊土”。在拉萨流传这个故事不是偶然的,说明原来大昭寺是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私人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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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公主带来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原来供养在小昭寺(ra-mo-che)。小昭寺是文成公主在大昭寺北面修建的,“ra-mo”,意思是“母山羊”;“ra-mo-che”,意思是“大的母山羊”。据说当时将这尊像供在小昭寺,第二天它自动地就到大昭寺去了;将它放回去,第二天它又跑到大昭寺了;后来就算了,认为它应该是属于大昭寺的,以致后来人们就认为大昭寺是文成公主修的。这两个庙有出家人了,也就成为正式的寺庙了。这是第一批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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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山南桑耶寺附近,还有嘎迥寺、伍香岛拉康等,当时大概既是佛殿也是佛教大师们的办公处,将来还可以落实这些寺庙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无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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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弘期前期的寺庙:托林寺、杰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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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寺庙,出现在朗达玛灭法、佛教受到严重挫折以后。公元11世纪时,藏区请来了阿底峡,佛教重新得到了复兴的机会,这一时期叫后弘期。阿底峡从印度来,就住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托林寺(mtho-lding)。托林寺也是个古庙,这时候已得到复兴的机会。与它同时,前藏还有杰拉康(rgyal-lha-khang),位于拉萨北面澎波农场再往北,原来是“伍如”地区的重要寺庙,曾经有一通石碑,是那囊家族立的,记录了这个庙的情况,石碑大概在11~12世纪之间立的。最近发现了这通石碑。在蒙古成吉思汗时代,有一支蒙古兵到了拉萨北约三百公里的杰拉康,在杰拉康制造了一次很重大的、造成整个藏区震惊的流血事件,这个寺庙被烧毁了,但这个地方有些遗址很值得探索。这是后弘期前期就有的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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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弘期中期的寺庙:萨迦寺、楚布寺、八蚌寺、止贡寺、彭措林寺、更庆寺、白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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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弘期中期,寺庙就很多了,前面介绍过,经过阿底峡大师弘传戒律,建立了噶当派;还有鲁梅等十人到安多地区,接受汉地佛教的教义,叫做下路弘法;然后两地会合,又有很多人出家,有规范的出家规矩,也有些经典,能推举出寺庙负责人,这样就建立了一批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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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建立的时候各地方条件不同,如萨迦寺一开始就以萨迦昆氏家族为核心,这个寺庙实际上是这个家族发展的据点;向外传播的时候,始终是派出这个家族的成员和萨迦派的人发展弘扬佛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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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举派的玛尔巴、米拉日巴传教时没有寺庙,玛尔巴是在家人,米拉日巴也没有出过家,虽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是没有受过戒,是个在家修行的人。玛尔巴没有建过庙,米拉日巴也没有建过庙,到他的弟子们时,噶举派形成了,于是修庙——塔波拉杰开始建庙。由于修庙,容纳不同地区的精英分子到这个教派里集中,这些精英分子学到佛教的基本知识以后,就出去传播,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影响的范围,建立了各个派系,所以后来形成“四大八小”的派系。其中重要的有噶玛噶举派,其道场原来在类乌齐寺,到拉萨后又建了更重要的、名气更大的楚布寺,楚布寺虽然是第二个道场,但是成为了主寺。噶举派寺庙很多,名声最大的就是楚布寺,到现在为止还是噶举派的主要道场。楚布寺尽管不如格鲁派三大寺那样宏伟壮观,但是很精致,很有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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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噶玛噶举派大师都松钦巴,他的弟子得到明朝封的“大司徒”封号。这一噶举派的僧人就在康区——现在四川甘孜,离德格较近的地方建立了八蚌寺(dpal-spungs)。“八”(dpal),意思是“吉祥”;“蚌”(spungs),意思是“堆积”;“八蚌”,即“好事成堆”之义。这个庙在德格南约五十公里,是噶玛噶举派的寺庙,历辈都由“大司徒”当家,形成活佛转世系统。现在的大司徒在印度有庙叫协若林(shes-rab-gling),离达兰萨拉有一段不近的距离,靠近尼泊尔边境,属于学校的性质。八蚌寺迄今仍是康区的一个大庙,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噶举派的一个重要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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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贡寺(vbri-gung),明代的文献记录为“必力工”,是音译。“止”,即“母牦牛”之义。止贡派是噶举派“四大八小”中的一个大派,止贡仁波切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自治区政协委员,他十四五岁时去过北京,在拉萨中学读初中、高中,是拉萨中学的篮球队队长;他在“文革”中受不了啦,就跑到拉达克(印度境内的藏人区)去了。从历史上讲拉达克这个地方也是藏区,现在归印度,首府是列城(Leh)。止贡派在那儿很有力量,他到那儿又恢复了活佛的身份。止贡寺也是后弘期中期很重要的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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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囊派的彭措林寺,也是后弘期中期的寺庙。前面简单提到过,觉囊派(jo-nang)是受迫害的一个教派,是藏传佛教里一个很特别的教派,最主要的是观点不同,主张“他性空”。格鲁派强调“自性空”,事物的自性是空的,一切物质,世间上万事万物是无常的,内地佛教也相信这一教义。藏语始终坚持意译,“无常”(mi-rtag-pa),是“一定要变”的意思。这个很容易接受,事物不是不变的,不变化就发展不下去,事物总是在不停地变化的。但觉囊派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事物本身是有自性的,事物本身有一个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是不变的,是你认为它变了,变化是你强加给它的,这就是“他性空”。这派有一位大师多罗那他。这派的寺庙在后藏,离日喀则约一百五十多公里。五世达赖时期不允许它存在,让它改宗,改成格鲁派,但这个派有些人不死心,继续传授觉囊派,现在还有人在传教。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朱德和季羡林曾呆过的学校),有个觉囊派的仲则仁波切还在讲觉囊派的历史、寺庙、大师的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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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罗那他(rje-btsun-tva-ra-nva-tha,1575~1634年),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祖师。原名贡噶宁波,出生于卫藏交界处一个译师家庭,幼年在拉孜觉囊寺出家,青年时期从多位印僧研习梵文、听闻佛法。1614年,在藏巴汗父子支持下,在后藏建达丹彭措林寺,弘传觉囊派教法;同年,被藏巴汗荐往喀尔喀部传法,以抵制格鲁派向外蒙地区的传播。在外蒙传法二十年间,以库伦(今乌兰巴托)为中心,兴建众多寺院,深得敬信,被尊为“哲布尊丹巴”(rje-btsun-dam-pa),意为“至尊圣者”,成为外蒙佛教首领。崇祯七年(1634年)在外蒙圆寂,后形成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系统。多罗那他一生著述甚丰,著名的有《印度佛教史》、《娘域教法源流》等,有文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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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印经院,藏区著名印经院,全称“德格吉祥聚慧印经院”,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城东,原德格土司官寨更庆寺所在地。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德格四十二世土司却吉·丹巴泽仁(1689~1750年)创建。之后历代土司又加以维修扩建。院内分为藏版库、储纸库、晒书楼、洗版室、印书室、储书库等,建筑雄伟壮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藏书版基本完好。德格印经院不仅以兼容并蓄、版本良好、印刷考究闻名于世,而且也以其收藏各类印版的数量丰富、内容完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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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噶举派、觉囊派,还有宁玛派的寺庙,如敏珠林寺、多杰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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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派的寺庙更庆寺(dgon-chen),在德格县城关,“更庆”,藏语“大庙”的意思。这个庙有个重要的特点,是藏族东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因为在这个庙里有德格印经院,收藏有二十余万片经版,除了藏文《甘珠尔》、《丹珠尔》之外,还有格鲁派历代大师的全集,还有医药、天文和其他方面的著作,这成为德格印经院的特色。到现在为止印经院印刷不停,带动了整个四川北线的旅游事业。“文革”中县委书记将经版保护下来,使之没有受到破坏,所以这些经版到现在还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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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县北面一点有一个宁玛派寺庙竹庆寺(rdzogs-chen,又译为“佐钦寺”),在德格竹庆区,“竹庆”,为“大圆满”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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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区还有大金寺、甘孜寺、灵雀寺、惠远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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