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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有着不同于逻辑学的特殊的、独立的内容，比如宗、因、喻三支不等同于西方的三段论，而有自己的特点：因明论宗、因、喻的诸多规则和各种过失，比起传统逻辑对论证（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的要求要丰富得多。（参见杨化群著《藏传因明学》，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3～29页，“因明与逻辑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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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方明（gso-bavi-rig-pa），是医疗学。藏族认为医疗是一门大学问，人生活在世界上，吃五谷杂粮，吃牛羊肉，就会生病，生病就要治疗。医生将长期治疗积累的经验写在书里，这种学问是和种种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将医和药合起来。有部大书叫《四部医典》，是根本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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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巧明（bzo-rig-pa），扩大一点说，就是带有技术性的学问，主要指造佛像、画佛像等。其中有比例计算的问题，比如佛像的身体、手、头要有一定的比例，有比例就要计算，计算就要有单位。计算要用数字，我们现在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但是数字来得不容易。数字的发明是人类了不起的进步，现在有五进位、十进位、十二进位，英国是十二进位，十二进位的产生使得两只手不够用，将两只脚也算上了。藏族和汉地一样，也是十进位。0～9这十个数字叫阿拉伯数字，有人说是阿拉伯人的发明，也有人说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发明，叫印度—阿拉伯字码。英国数学家怀特·赫特有本《数学论》，他认为这个数字码可能是西藏人的发明。现在西藏人的数字1、2、3、6、7在形状上和阿拉伯数字很相近。看看数学史就知道，阿拉伯数字码是在11世纪创造的，如果能在11世纪前的藏文文献中发现数字码，那就是藏族对人类的贡献。这不是不可能的。工巧明有计算的问题——计算佛像的比例，主要是为了造佛像，或画或塑佛像，后来又牵涉到建庙的问题，这与营造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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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医典》（sman gyi rgyud-bzhi），又译作《医学四续》，藏医学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全名为《甘露要义八支秘密诀窍续》（bdud-rtsi-snying-po yan-lag brgyad-pa gsang-ba man-ngang gi rgyud），是8世纪时藏医医圣宇妥·云丹贡布所著西藏医学四大论，11世纪时作为掘藏出土，后经宇妥萨玛·云丹贡布（小宇妥，老宇妥的十三世孙）增补诠释，流传于世。全书共一百五十六章，用藏文偈颂体写成，分为四部分：《本续》述人体生理、病理；《释续》述病症形象分类；《诀窍续》述治疗方法，《后续》述辨症论治、制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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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包含古代印度吠陀医学、汉地中医学及某些邻近国家古代医学的内容，是藏族先民吸收其他地区医学精华而新创造出的、具有鲜明藏民族特色的医学。我国已于1983年、1987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出版了诗韵体及白话体的汉文全译本。该书在国外也有极大影响，至今已有蒙、日、英、法、俄等多种外文全译本、节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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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明之外，还有小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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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snyan-ngag，音“念阿”）。藏族是讲究文采的民族，文采往往表现在诗上。做诗是一种传统，诗就要有规矩、有韵律（sdeb-sbyor），有种种限制，要花工夫，例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就不是诗，是顺口溜。藏族的诗叫“snyan-ngag”，是小五明里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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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eb-sbyor：一般汉译为“声律学”或“缀文法”，主要论述诗句组合规律和梵文偈句轻重音组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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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算（nag-rtses）：西藏历算之一种。藏历分为白算和黑算，白算是天文历算；黑算是占卜算，指从汉族地区传来的“五行占”，为占星术的统称。印度传来的“音韵占”，有时也归在黑算一类之中。（参见《宝藏》第四册，第262页，“《历算图》布画唐卡”之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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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韵律、构词（sdeb-sbyor，音“德觉”），与诗有关而不完全一样，通篇来说，有结构的问题，每一段有讲韵的东西，这与格律有关，也与拼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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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藻饰（mngon-brjod，音“温决”），指同义词。例如元曲中有“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金乌”指太阳，“玉兔”指月亮。若说“太阳落了，月亮升起来了”，就不是诗了。藏族很讲究藻饰的，藏语中“太阳”一词有六十种不同藻饰词的说法。如“虹”字，藏语叫“天帝神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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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歌舞、戏剧（zlos-gar，音“堆噶”）。藏族对歌舞是很讲究的，藏族的歌舞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宫廷的歌舞，有民间的歌舞；有跳踢踏舞的，有边歌边舞的，有只歌不舞的。藏区民间喜欢歌舞，歌舞是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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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算（skar-rtsis，音“嘎尔孜”），指天文历法方面的学问。“Skar”（音“嘎尔”），指星星，也有人说是指星算历法，打卦。藏族有各种博具，还有讲黑算的。我曾就藏族的占卜文书写了三篇文章，出了一本《吐蕃时期占卜文书译解》。占卜其实不是迷信，而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当时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只有求助于超人的力量。这些材料留下来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这在藏族里是专门的学问，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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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五明合起来是十明，十明是寺庙里要传授学习的东西，寺庙是传授佛教文化知识的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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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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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地方性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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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是控制和解决地方性事务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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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政体形成后表现得更明显。寺庙集中了藏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寺庙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分子。这样形成的知识结构就不一样，比较集中，知识界的精英都在寺庙里，调查、处理、解决问题的都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有两种身份，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出家人，在寺庙里担任各级职务，特别是大庙里的，担任各种职务；小庙里也有大专家。地方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寺庙就是地方事务的处理中心，在政教合一的政体下，寺庙的头头都是地方上的负责人。有许多寺庙都成为控制地方、处理地方性事务的政治中心。寺庙的这种功能越在底层越明显，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区乃至一个县，控制和解决地方性的政治事务，都是寺庙起作用，关键人物都在庙里，所以后来寺庙与寺庙之间有自己的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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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拉卜楞寺的寺主嘉木样活佛长期驻在兰州，担任甘肃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等职位，非常繁忙，很少到拉卜楞寺去，拉卜楞寺就由贡唐仓活佛负责。贡唐仓活佛为人极好，群众对他有足够的尊重和信仰。有一次，甘南地区的两个边远部落因争夺牧草发生争斗，马上就要发生武装冲突了。在这个危急时刻，谁去解决问题呢？因为是边远地区，谁也没办法。有人就提出请贡唐仓活佛去，因为这恰恰是拉卜楞寺所能控制的范围。贡唐仓活佛六十多岁了，也很胖，可是他骑着马就去了。当时现场要火并，火药味很浓，他到了以后，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武斗，用的就是他的权威。群众尊重他，因为他帮助解决问题，双方都信仰他，认为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处理问题公平，是带着超人的力量去的。假若没有这种权威，在当时不一定能解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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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拉卜楞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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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实例可循的，早先的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一种血亲复仇制，甲部落打死了乙部落一个人，乙部落的人就认为这是整个部落的耻辱，整个部落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向甲部落复仇，部落与部落之间就形成打冤家，将甲部落又打死一个人，甲部落又打过来复仇，这样循环往复，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安定，损失很大，安全也成问题。打死人的人，并不认为是凶手，而是血亲复仇的“英雄”。这种习俗在当时就造成了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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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奴隶制联盟的政治形成以后，就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谁来解决呢？就由长老级的、有威望的人来调解。假若甲部落打死乙部落的人，长老就让甲部落向乙部落赔偿，将道理说透，双方就都接受了，用羊、牛等来赔偿，赔偿的价格是根据估计被杀者的能力、生产和打猎所产生的价值，不同的价格就逐渐形成了等级。部落调解的时候，让甲方凶手亲自向乙部落道歉，脱光衣服，跪着走到乙部落里面请求宽恕，乙部落的人对他进行羞辱、责骂、殴打甚至要打死他，这时长老就出来调解。他认错以后，就留下来作为乙部落的成员，作为劳动力或猎手，甚至让他到被害者的家里上门服务。这就解决了血亲复仇制，让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减少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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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地区寺庙是能够控制和解决地方性政治事务的中心，这是古代传下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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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