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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座座寺庙本身来说，有这五个功能，可能还不够完全。我们讲的是一座座寺庙的功能，不是格鲁派掌权的整个噶厦政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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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四、佛学大师及其名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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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僧人、佛教学者，有名的高僧大德们的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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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介绍四位人物，他们分别是米拉日巴、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和仓央嘉措。这四个人都有一个特点，即他们都喜欢诗。这四位都是写诗的，都有诗作传世（差不多都有汉文翻译）。今天不说这藏传佛教中的四大诗人在宗教上的成就和地位，单就他们的诗作进行比较，说明其文学成就。我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本来发表在《华学》（饶宗颐先生习惯把中国的学问叫“华学”）上，后来收在我一个文集《水晶宝鬘》中，在台湾出版。“水晶”是根据藏族取书名的习惯，他们喜欢给作品取一个装饰性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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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把藏族的高僧大德们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事实上，他们都很关心社会，关心人民，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包括他们自己，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情味，从他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可以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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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的吐蕃历史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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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在诗歌的传统上，具有很深的民族色彩、民间色彩。藏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一类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很多已经被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带到巴黎去了。伯希和既懂藏文也懂汉文，还懂许多中亚语言，他当时是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1905年，他知道英国人斯坦因（匈牙利人，英国国籍）得到了敦煌石窟里（敦煌的此石窟按照原来张大千的编号为第17号窟）的一些文献之后，也来到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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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管理敦煌石窟的是王圆箓道士。王圆箓是湖北人，原来是个军人，后来跑到敦煌，看到这里的石窟破烂不堪，于心不忍，便自愿管理，靠别人给他送吃的得以维持生活。有一次他回到石窟休息，无意中发现石窟的墙后有个小室，原来里面都是书，一卷一卷的。他取出了若干写卷，有的有唐朝的年号，有的有隋朝的年号。当时甘肃省的学政叶昌炽听说此事后，从兰州专程跑过来，在敦煌县里就有人拿写卷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很激动。他见到的经卷后来收入《语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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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声名鹊起，引来当时一些国外探险家，如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俄国的科兹洛夫等人。斯坦因是一个探险家，是到新疆、沙漠一带来探险的。不过很多探险家都知道新疆有很多从汉到隋唐的历史遗迹，是一层一层积累下来的。斯坦因听说以后，就想用银元跟王道士买一些写卷。王道士想用这些钱维修一下石窟，就答应了。斯坦因低价收购了大量珍贵文物，回到英国以后，把这些东西展览了，一些汉学家看到后，非常惊奇，英国政府后来因此而授予斯坦因爵士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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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伯希和知道后，很快赶到敦煌，并用比斯坦因更高的价钱跟王道士商量买敦煌写卷，王道士有点害怕，但两人还是点灯进入了石窟。伯希和是个专家，凡有年号的、有非汉语的文字的卷子全要。这些文卷弄到巴黎后影响很大，后来用晒蓝（老的复印形式）的方式做了几份复印件，带到北京找当时能够读懂这些文字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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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看到后认为这些东西价值极大，堪称国宝。于是当时的教育部派专使李盛铎赶到敦煌把里边所有的卷子运到北京。王道士害怕了，因为皇上派钦差来了，于是点清数目，让李盛铎装箱运回。但是在路上，李盛铎把一些卷子撕成两半以充足总数，把一部分据为己有。他交到朝廷的时候，数目并没有少，但是有不少的卷子已经不全了。这部分卷子后来收进了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他后来又在天津雇人誊抄卷子做假，所以后来敦煌写卷中很多假的就源于他。日本学者对敦煌卷子的辨伪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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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带往巴黎的藏文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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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巴黎的敦煌文书中的藏文写卷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部分为吐蕃时期的大事纪年。从文成公主进藏开始，一年一年记载，达一百四十多年，一直记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这年吐蕃的军队攻入长安，代宗离京至陕州。主要有吐蕃的契约、重要的会盟、联盟等大事。吐蕃内部为加强联盟，开始是三年一盟，后来一年一盟，最后一年两盟，夏天一次，冬天一次，这是由于部落联盟制度受到威胁，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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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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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历代赞普传记，故事性的很多，其中就有诗歌。松赞干布之前，他的先人时期，几个部落联盟推翻苏毗，几个部落就是以唱歌的形式串联。禄东赞率使者到长安把文成公主迎到吐蕃，是立过大功的人，他本人和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包括孙子都先后在吐蕃王朝做大相，权势极大，这引起了吐蕃墀都松赞普的嫉妒，进行了一次政变，发动突然袭击，将禄东赞的家族杀了两千口。这个消息传出去，禄东赞的儿子、孙子有驻扎在敦煌前线的，知道老家被灭门，就投降唐朝，唐朝很欢迎他们。当时一共有七千帐军队投降了唐朝，武则天给他们封了王爵。墀都松将禄东赞家族消灭的时候，就很得意地唱歌，用的是古歌形式。从这个文献里可以确认这种诗歌形式在吐蕃时期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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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藏族的卜辞以诗的形式出现，有其民间的传统。佛教传来了，这是一个比较注重宣传的宗教，佛经就有韵文、散文等形式，加强了诗歌在藏区的发展，大师们也利用诗歌形式宣传教义。可惜吐蕃时期没有署名的作家，都是无名作家。这就是藏区诗歌的背景，给诗的创作提供了很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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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几位都是后弘期佛教的名僧，我重点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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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日巴与《道歌集》：以自然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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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日巴的生平在介绍噶举派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米拉日巴传》是15世纪时利用当时的某些材料和流传的故事编写的。作者到处搜集米拉日巴的资料，被人们称为“后藏的疯子”（gtsang-smyon-pa）——当时藏族有很多这样的诗人被称为疯子，还有“前藏的疯子”（dbus-Smyon），有好几位疯疯癫癫的，在不丹传教的主巴衮雷也被称为疯子。《米拉日巴传》，有四川刘立千先生翻译的本子，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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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重要的一本书，米拉日巴的诗歌集——《道歌集》（mgur-vbum），“mgur”，指诗歌的体裁，“vbum”，意为“十万”。藏族很早就有一种传统，将作家一生的作品集中起来。民族文化宫收集的藏族作家的全集（gsung-vbum）有一百六十多部。米拉日巴在布道时或弟子们提问时、讲经时、有感悟时，就以诗歌的形式唱出来，后来被弟子们汇集起来，就是《道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