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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钵阐布”，从藏文碑文中可以看到，写法上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dpal-chen-po”的对音；另一个可能是“bande-chen-po”的对音，其意就是“沙门”。“dpal”是一种尊称，后来的藏族学者都有，比如萨迦班智达就有“dpal-bzang-po”（吉祥贤）的称呼。“bande-chen-po”，是用来称呼某些有很高声望的大学者。“bande-chen-po”和“dpal-chen-po”，历史上可能是发生变化了。“钵阐布”是“dpal-chen-po”的对音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即大沙门的尊称。大沙门就是大和尚，他的任职、地位可以代表吐蕃政权，所以我们汉文又翻译成“僧相”，即出家人担任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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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岱（stong-sde）：吐蕃王朝时设置的地方机构，又可称作“桂东岱”（rgod-kyi-stong）。“桂”（rgod）释为“从事军务的高等属民”，“桂东岱”意为“武士千户（部、所）”，它既是吐蕃政权下设的军事组织，也是茹（吐蕃王朝的军政区域，吐蕃全境共划分为伍茹、约茹、叶茹、茹拉四大军政区域，各茹设长官、元帅、副将等，组成仅次于中央的地方军政机构。）管辖下一级行政组织。据敦煌吐蕃文书记载，吐蕃共设六十一东岱，长官称“东本”（stong-dpon，千户长），小东岱长官称“东普琼”（stong-chung，小千户长），通常由某一地方大贵族世袭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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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僧相至少有两人，一个是娘·定埃增。娘氏家族是吐蕃一个很大的家族，六十一东岱及四十小邦里头他们都是大家族，这个家族姓娘（myang）；汉语翻译这个姓时，有人翻译成“尼洋”，前藏娘曲就译成“尼洋河”。可是在后藏地区也有一条娘曲，为了区别，后藏娘曲就翻译成“年楚河”。在这个娘氏家族里出了娘·定埃增，他担任过墀松德赞童年时候的老师，保护、教育了墀松德赞。墀松德赞取得政权、登上了赞普的位置以后，就给他封官；后来到了墀德松赞时，这个位置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就叫大沙门，往往参与会盟。和唐朝的会盟要稍晚一点，参与的是墀祖德赞时期的一位大沙门，叫枕喀贝云，在公元9世纪初，那个会盟名单也有，在拉萨“唐蕃会盟碑”上，其中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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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看《白氏长庆集》，还有《陆宣公文集》，他们二人都代表皇帝起草过文件，其中有写给钵阐布的文件。这说明了当时佛教徒所代表的事业已经在吐蕃社会占有很高的地位了。另外在碑文里也有记载。还有《贤者喜宴》这本书，其中关于吐蕃和唐的关系有很长的一段，黄颢同志把它翻译成汉文，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连载了十几期，看了就知道在吐蕃赞普时期佛教已取得一定地位，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贵族支持它，王室也支持它。后来有反复，那是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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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译经和佛教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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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利用藏区当时的条件，进行制度化，首先的任务是翻译经典，把佛经翻译成藏文，因为大部分经文是印度的法师带到西藏的梵文原本。到公元6～7世纪时，印度教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佛教已经进入困难时期，佛教要同印度教争地位、争群众，只好向印度教靠拢，学习印度教的一些东西，比方印度教里密教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佛教传到藏区来，所以藏区既传播显教也传播密教，这是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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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传到中国内地的时候，那时的法师们都抱着传教的热情，没有被迫的压力；传到藏区时不同，已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时显教的经典已被大量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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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不拒绝向别的民族学习，佛教传入后更促进了向其他民族学习的精神，佛经翻译工作进行得比较快，成果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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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内地，当时内地的佛教已经历了七百多年，佛经的翻译已相当多，所以已有相当多的成果，在内地已形成了若干宗派，如净土宗、禅宗等。内地的佛教向西藏传播也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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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文的翻译来看，有一些藏文专家懂得汉文，他们就从汉文翻译。这时翻译经典成为社会的热潮，我们可以从敦煌卷子中看出，当时对佛经的翻译很热衷，在社会中很普遍。敦煌藏文文献中，比较完整的有五千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佛经，其他的是一些社会经济文书、历史文书、医药文书，它们与佛教也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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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程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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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翻译的时候场面很严肃，翻译工作的地方叫译场，在译场翻译有规定的程序，一起大概六七个人，汉文、藏文都精通，先把汉文的原典这一段诵读一遍；大家听这段话念完了，就一个词一个词地，拟订一个翻译的意见；然后传下去，记录下来；然后核对；还要润色文字——意思虽然不错，但要文辞漂亮，更文雅一点；最后再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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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翻译中积累了许许多多经验，但有些佛经翻过不止一次，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翻译的意思对了，但是文辞不够美，所以有些经有三种、四种、五种甚至更多的译本，像《心经》，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七八种译本。为什么？因为第一，必须忠实；第二，能传达原来的意思；第三，还要雅。后来总结出来“信、达、雅”的要求，藏族、汉族都有这样的经验。藏文字母是参照梵文字母创造的，它是拼音的，所以藏文翻译梵文会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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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中的赞普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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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产生了两本工具书，一本叫《翻译名义大集》，就是在梵文翻译成藏文当中积累的词，这本书有九千多条词语，上一世纪中期由日本榊亮三郎重新编排，增加了英文、日文。这本书影响很大，规范了翻译用语，这是佛教在藏区进行社会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成果。到墀德松赞时期，觉得《翻译名义大集》有些问题，因为语言是变化的，而文字变动较慢，文字和语言之间是会产生一些距离的，所以语言过几十年、上百年就会有变化，在藏语里面也是这样，于是在翻译中出现了新问题，然后就又出了一本工具书，叫《翻译名义中集》，也叫做《两卷本词语集》。这本书的重要性是把赞普的诏书放在前头。赞普诏书说：现在我们翻译词发生了一些问题，为了统一我们的译语，现在规定了三个原则：一、文字要切合语言；二、改变了语音的词汇，过时的文字拼写法可以取消。在藏语拼音方面，有前加字，有后加字，有上加字，有下加字，后加字后面有再后加字，常用的再后加字有两个，一个是“s”，一个是“d”，不发音的再后加字“d”在常用的藏语里不存在了，所以要取消。这可能是公元826年——这一年是马年，发出的诏书。可见在社会化当中，也有王室的力量推动。总之，这些学者们在佛学翻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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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三、佛苯之争与顿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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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件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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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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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徒和苯教徒发生争论。争论中当然是佛教徒占优势，因为它有很精密的哲学，它有一整套的关于人生观、宇宙观的理论。按照佛教徒的记载，当时是佛教取胜，当然现在有很多苯教法师不承认这个说法。现在看到的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在佛教和苯教的一次辩论当中，佛教占了上风，苯教争论失败了。这次辩论规模不是很大，很快就解决了，因为苯教理论上力量不是太大，不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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