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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报应。所谓报应,如果结合“因缘”和“无我”观念来看的话,明显是和善恶无关的。比如我这人很不讲公德,吃西瓜随手乱丢西瓜皮,你正好路过,一脚踩在西瓜皮上,摔了一个大屁墩儿,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因果报应,我种了恶因,你吃了恶果。换句话说,我扔西瓜皮这个行为是我造的一个业,这个业将来发生作用,被你吃到苦头了。(早期佛教的因缘、无我观念和轮回、业报观念实在是有些内在的冲突,信徒们为了弥合这个冲突在几百年间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新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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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虽然如此,但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人的认知心理通常都会整合地看问题,比如我们会把不很紧密地搭在一起的四条线段粗略地看作一个四方型而不是看作四条线段,这正是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的,同理,谁会把人看成是一堆胳膊、腿、血管和骨骼等等的组合呢?人的天性就是通过“蕴”来看待事物的。另外,善恶报应无论是真是假,至少是人心所向,是充满挫折感的人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所以从这方面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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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佛教发展来发展去,终于磕磕绊绊地走向了原始教义的反面。在中国南朝,相关的争论非常激烈,到底是精神不灭、人可成佛,还是人死如灯灭,双方唇枪舌剑,打得不可开交。中学历史课本里那位伟大的古代唯物主义者范缜就是这一系列论战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范缜的时代里,大家都相信佛家所谓灵魂不灭、因果轮回,灵魂累世转生、勤修佛法而终于修炼成佛,范缜却说人死如灯灭,形神俱消,结果遭到上到皇帝、下到官方知识分子的全面围攻。当时的种种激辩有些是很有趣的,比如王琰讥笑范缜说:“呜呼,范家小子!竟不知道自家先祖神灵之所在!”——王琰其实很没道理,他是在用“应该什么样”来论证“事实什么样”,用道德伦理来攻击事实求证,这是人们很容易走进的一个思辩误区,在论坛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大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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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琰既然不按论据和逻辑来辩论问题,范缜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唇相讥道:“呜呼,王家小子!明明知道自家祖先神灵之所在,却不能自杀去追随他们!”——这要是换在欧洲的教权社会,范缜早就上了火刑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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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在中国,范缜也是性命堪忧,好在他和梁武帝有些交情,而据金克木说,梁武帝之所以会放过范缜,范缜的异端邪说还得以结集传世,是因为范缜以佛教方法来反对印度外教。无论如何,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算佛陀再生恐怕也要被打入异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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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这问题确实争得太久了,“人,认识你自己”既是人们永恒的关注话题,又是很难很难能搞清楚的。现代世界里满怀科学精神的人也许不会对这些古代先贤们锲而不舍的执着报以丝毫的轻视,如果他们知道即便是笛卡儿这样世界级的精英人物也曾把灵魂剥离出了人类的大脑、以“二元论”影响西方世界百年之久的话——而笛卡儿是位十七世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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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慧能大师的自净心神,隐约也透出一些神不灭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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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更容易满足大众口味,但也会被某些佛教原教旨主义者批评为外道邪说,也就是说,慧能的禅法还够不上所谓正信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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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质疑我一下:问问我这个复杂版的解释是否牵强附会?我会扯虎皮、做大旗,法相庄严地回答说:我的解释风格是古代印度大众部佛教“毗勒”的正宗传统,多方探求,不拘泥于字面,举一反三,揣摩佛心。^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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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辩的力量敌不过世俗的心愿,这既是大势所趋,似乎也无可厚非的。如果仅仅在生活当中,当信仰的世俗化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新的风俗之后,是否一定还要纠缠着原始教义不放呢?(宋代的知识分子们就常常拿“出世间法”的早期教义来开那些大有入世精神的和尚们的玩笑。)我想,如果是我,陪朋友旅游去个什么佛教名山,我也会跟着烧香磕头走走过场,这虽然对佛祖很不尊敬(按照原始教义来讲),但入乡随俗、客从主人,这起码是对“人”的尊重。至于和尚们给法物开光收钱这类再常见不过的事情,虽然我知道开光原本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开工仪式,类似于剪彩,根本和佛教无关,但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愿打的人借此改善生活质量,愿挨的人买了一个心里塌实,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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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家世·樵夫的前世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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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心完毕,慧能开始讲法,从自道家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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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说:“我爸爸本来在范阳为官,后来犯了事,被流放到岭南,成了新州的一名普通百姓。当时我还很小,爸爸死得又早,我们孤儿寡母又搬到了南海去住。因为家境贫寒,我只好上山打柴到集市去卖,艰难地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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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买柴的客人把我带到了他的店铺,收下柴,付了钱,我正要走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读《金刚经》。我一听到经文,心有所悟,便问那人:‘你是哪里来的?怎么得到这部经的?’那人说:‘我是在蕲州冯墓山礼拜弘忍和尚,听他老人家告诫信众们说,只要掌握了一卷《金刚经》,就可以直觉自己的本性,马上觉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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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之下,知道这是前世之业结下的缘分,这便回家和妈妈告别,动身往冯墓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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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的生平,很多地方都很难考实。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位宗教领袖,他的生平和形象往往既不是爹妈生出来的,也不是自己活出来的,而是被信徒们塑造出来的。所以,宗教领袖的形象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信徒们的观念,一部领袖的生活史就如同一部信徒们的观念史。好比佛陀有所谓三十二大人相,也就是三十二种体貌特征,这在各地的一些佛像里还经常能看到一些的,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大耳垂肩”和“双手过膝”,《三国演义》里塑造刘备的形象时就照搬了这两个佛陀的特征,体现着作者“尊刘”的努力——当然,“双手过膝”一般不会被佛陀塑像实际采用,因为如果真按这个指标来塑像,大家看到的就不是佛陀而是妖怪了。再看看西方天主教国家的耶稣像,一般也都是白人而不是中东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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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领袖的生平事迹当然更要神异。慧能在大梵寺说法时的自道家世倒也还算朴素,可看看其他记载,那就玄得没边了。比如同是编辑这部《坛经》的法海编的另一部《六祖大师缘起外记》,就说了一大堆灵异现象,其中,慧能的妈妈怀孕足足六年才生下了慧能。当然,这比起老子的妈妈怀孕八十一年才生下老子的传说已经低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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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随妈妈搬到南海,也就是现在的广东番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慧能没接受过读书识字的教育,像现在的很多山区苦孩子一样,小小年纪便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做了一名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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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夫这个职业,长久以来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知识分子们渲染为充满隐逸情怀的渔樵之乐,可要真靠打柴、卖柴来养家糊口显然是另一回事。现在,慧能一听《金刚经》,感受到前世夙缘,用比较朴素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偶然的契机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接下来,慧能便毅然决然地扔掉了工作,离开了老母,踏上了漫漫的求法之路,就好像现在的某个山区少年要到大城市改变命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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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在感慨之余,也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走了,慧能的妈妈孤单一个妇道人家可怎么过日子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慧能将来哪怕佛法再高,也难为中国传统伦理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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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就有一个善与恶的环境标准问题。遥想佛陀当年,在踏上求法之路时也是抛家弃业、抛妻弃子,尽管佛陀的家境很好,不指望佛陀这个壮劳力来劳动养家。这在当时的印度似乎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伦理问题,而且,佛教徒出家为僧,总是要离家出走、远离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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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被禁止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于是,佛教一传入中国,伦理问题的语境差异就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难题,许多排斥佛教的人都在伦理问题上大做文章,说佛教有违天理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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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带出了另外一个疑问:很显然,善恶标准往往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你自己以为的行善也许在别人眼里却是作恶,那么,如果真有善恶报应的话,你到底会得善报还是会得恶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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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慧能问题,妈妈到底怎么安置呢?是学佛祖那样,还是要照顾一下中国传统?——这问题慧能没讲,只说了向妈妈辞行之后就出发求法去了。但这个容易让一些心地纯良之士暗中生疑的缺漏总该有人填补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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