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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以二元论的观点来思考的人，往往偏重于动的一面或可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他一切，把动的或可见的一面赋予最大的重要性。譬如，芭蕾舞是典型的西方产品。身体与肢体的律动以最为复杂而和谐的方式活动的进行着。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能”，何等不同！芭蕾舞几乎全是运动，几乎是脚不着地。运动是在空中进行的；几乎没有静止状态。在“能”一方面，舞台所呈现的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景观。静定、庄严，就似乎在行一种宗教仪式，舞者的脚部稳定的落在地面上，而他的重心放在腹部，他从花道[3]步出，走向凝视着他的观众。他动着而犹如没有动。他表现出老子的无为之为的教训。同样，禅者永远不是显目的，他总是自我隐没的，全然不矫做的。当他宣称自己为“至尊者”时，在他的外在没有任何行迹显露出他的内在生活。他是不动的动者。而事实上，这正是那真正的“我”出现之处——不是我们每个人日常所肯定的那个“我”，而是在无限中发现其自身的那个“我”。这个“我”是我们每个人最安全的基地，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身中发现的，在这个基地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没有惧怕，没有焦虑，没有犹豫不决的折磨。这个“我”几乎可以被人意谓根本没有它的存在，因为它一点也不跋扈，它从不喧闹的要求被人认知，被人看得严重。二元论者没有见到此处；他们推崇芭蕾舞，而感到“能”令他们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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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讨论过苏利文的焦虑观念【参看前言】，而认识到，焦虑可以分成两类，即精神官能性的（neurotic）焦虑与存在的（existential）焦虑，并知道后者是更为基本的焦虑，并且，当这基本的焦虑解除之后，精神官能性焦虑就不治自愈。所有的焦虑，其起源都是由于在我们的意识中感到对我们的处境不完全知悉，这一种知识的缺乏导致不安全感，并因之产生各种程度的焦虑。不论我们遭遇的是何种处境，这个“我”都是这个处境的中心。因此，当我们对这个“我”不能彻底知悉时，诸如下面的想法与问题就会不断折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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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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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真正都是“虚空的虚空”吗？设若如此，是否还有希望去抓到那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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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丢进这残酷的现实旋涡中，一切都是受摆布的，一切都是被限制的，一切都是绝对无法更改的。我多么无助！我只是命运的玩偶。然而我渴望自由；我要做自己的主宰，我无法为自己做抉择，然而不管怎么样，我却非作选择步行。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在这一切困惑人、折磨人的问题后面的那个“我”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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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没有焦虑之感呢？或者，什么是“我”？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就是那安全之处。这难道竟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的吗？我一定得找到这个“我”，然后就一切都安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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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来已经对所有这些问题做了回答，但是，当我们到达第四步——兼中至——时，我们对于这个“我”就知道得更多，对于它强烈的行为知道得更多，然而，这行为却是无为。这一种情况，我希望在我们到达第五步时，能够变得明晰，在这第五步时，禅者已经到达他最后的目标。在此处，他纯朴的坐着，身上布满了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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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在让我们说一说第四个步骤。事实上，第三步和第四步是密切相连的，我们无法把它们确断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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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禅者的心灵还处于逻辑或认知状态时，他仍旧会意识到正与偏，把它们认做是矛盾的统一。但当走入“兼中至”时，他已经从台风眼中走出，而投身到风暴之中。正与偏这时一同抛却。他现在自己即是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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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意为“两者”，即是黑，又是白，即是黑暗，又是光明，即是爱又是狠，即是善，又是恶——而这乃是禅者现在生活于其间的师姐之实况。“正中来”仍残留着第一第二步骤的余迹，但“兼中至”则已完全把它们丢在背后，因为现在生命自身把一切智性上的困惑悉行剪断，或者更确切些说，它现在无所区别的、整体的包容了睿知的与意志的一切事物。现在它面对着我们所出身于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它的一切“残酷事实”。禅者现在直接“落足”（至）于这个师姐。他真真实实的生活于焉开始。“兼中至”的意义乃是：“他现在步入二元世界（兼）之中。”禅者的慈悲生活现在是真真实实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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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从谂，唐代伟大的禅师之一，他的寺庙所座落的山中，有一座出名的天然石桥。有一天，一个和尚来拜访赵州，对他说：“你的石桥是天下闻名的，可是我看起来却不过是驼背的木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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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回答说：“你只看到驼背的木桶，却没见到真正的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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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说：“什么是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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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说：“骡马从上过，驴子从上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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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的桥正像恒河的沙，尽管被千万牲口践踏，尽管千万牲口的屎尿排在上面，这恒河沙却从不抱怨。千万牲口的脚印在恒久的时间中都慢慢被平复，而它们的屎尿都被吸收，留下那沙子永远是干净的。赵州的石桥亦是如此：不仅是骡马驴子从上面经过，现在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大卡车等等，而它永远都愿意荷载它们。即使当它们滥用了它的温厚，它却仍旧一丝未被骚乱。禅者的“第四个步骤”正像这样一座桥。当他的左脸已经被打，他可能不会把右脸也转过来，但他却为了他的人类同胞之福利默默的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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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妇人有一次问赵州：“我是个妇人，妇人的生活真是可怜。小时候，他要听父母的命。出嫁后要听丈夫的命。等到老了，又要听儿子的命。她的生活除了听命之外就没有别的。为什么她必须过这个永无自由永无独立的生活呢？而有些人却连一点责任也不必负担，为什么她不能像这个人一样呢？我反对这种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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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回答说。【愿你这样想：】“让别人去拥有他们所要的吧，至于我，我愿继续命运所给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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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要抗议，赵州的对老妇人的劝告，无异是要她过一种绝对依存的生活方式，这与现代的生活精神是完全相背的。他的劝告太保守，太消极，太自我溟除；不顾个人的独立性。难道这就是佛教所谓的 Khsanti——忍、受与无为吗？我并不想替赵州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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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我们选一个例子，可以使赵州自己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并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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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他说：“你真是了不得的圣人啊！当你死后，你要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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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回答说：“我要在你们所有这些人之前到地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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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话人如晴天霹雳，说：“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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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毫不犹豫的回答：“如果我不先到地狱，谁会等在那里救你们这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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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句话说得刺人，但从赵州的禅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对的。此处他毫无自私的动机。他整个的生命都是为了他人。设如不是如此，他不会这般毫无隐讳的直言直语。基督说：“我是道路。”他召唤别人从他得救。赵州的精神与基督同。他们两者都没有骄横的自我中心精神。他们只是朴直的，全心全意的表白他们的爱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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