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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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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净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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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诸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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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可以用之于一切人类处境的吗？——不论是现代或古代，西方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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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在禅的著作中，何以对文化条件、社会结构与人类福祉的明显关切如此之少？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禅（发现最终的自我）之用于成为致死的原因，如在剑术中然。 如此，在这样一种对自我的回返中，是否对于人人风云不测的生活，有迟钝感的危险？禅师和学生们是否参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 2、禅对于伦理的态度是如何？对政治与经济剥削的态度如何？对于个人对他的社会之立场与责任的态度如何？ 3、悟与基督教中所说的改宗（conversion）(译注：由不信教变为信教的转变)，之间有何区别？在你的一本著作中，你说你想它们是不同的，除了在谈论这件事情中所用的文化语言的不同之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的不同？ 4、在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中，充满了爱欲的画像——在悟中是否有任何此种痕迹？或者，是在悟的先前阶级有这种痕迹？ 5、禅是否有一个标准以分辨真正的神秘体验和幻觉的体验呢？ 6、禅对于个人的历史，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建制所给与他在同自己疏离方面的影响，具有何种兴趣？我们有一些关心于这件事，想由个人的教育与社会建制方面的改善，来阻止后代的这种疏离。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不健康，或许我们就能够做一些事情，使得成年人的危机在发生之前，不致发展出来。 7、禅是否曾提及何种童年的发展经验最能导致成年时的开悟？ 8、禅师们之对待学生，开始时似乎不顾及学生本身是何种样子，或者说，至少并不明白的或直接的表示出此种注意，然则我们仍旧可以想见，这样一个人之学禅可能是出于虚荣，或意在寻找一个新的神——这种需要他自己可能是无意识的，如果他认识到这件事实——即是，他自己的方向只能把这种体验变成灰烬——则是否有助他发现那正确的路途？ 禅师是否会说出他个人的感受以及在寻道途中可能遭遇的阻碍？即或未尝这样做，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如果这样做了，是否会使学生更易于达到目标？ 9、就你对心理分析的了解而言，你觉得它能够向患者提供开悟的希望吗？ 10、对于可能现之于坐禅中的心像，禅的态度是什么？ 11、对于情绪的成熟，以及人在社会存在——即“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等问题，禅是否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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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中英文都含有二义：1宇宙之道的道。2言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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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注：花道——日本旧剧舞台的一部分，由舞台旁侧贯通观众席的演员上下场的一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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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法略改为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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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注：日文译本的译者曾把这首汉文诗偈译为日文，为了让读者共享，我再把它换成中文，但可能有误，尚祈识者指正：一钵千家饭，孤身几度秋。不空亦不色，无乐还无忧。日暖堤头草，风凉桥下流。非空亦非色，明月水中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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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与禅佛——艾利克佛洛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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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题目中，我们讨论到两个体系，这两者都是几乎人的本性的理论，并且是导致人的泰然状态（well‐being）的实践方法。两者各自代表东方与西方的典型思想。禅是印度的理性与抽象思考同中国人讲求实际的性格相融合的结晶。心理分析全然是西方的，而禅则全然是东方的；心理分析是西方人道主义同理性主义的结晶，也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对人心中的种种黑暗力量之追求的表现，这些黑暗力量逃出了理性主义的掌握。更进一步回顾，则我们见到希腊的智慧和希伯来的伦理，是这一门科学性的治疗学之精神上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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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禅与心理分析，两者所讨论的都是人的本性，以及使人蜕变的实践方法，两者的区别却大于相似之处。心理分析是一种科学方法，是彻底非宗教性质的。禅则是一种达到开悟的理论与方法，它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在西方人看起来，可以说是宗教性的或神秘性的。心理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学；禅则是精神拯救的道路。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讨论，是否除了说它们之间只有彻底而不可沟通的区别之外，就得不出任何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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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心里分析家却逐渐对禅感到越来越大的兴趣。[1]这种兴趣的根源何在？它的意义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回答。本文并不想对禅宗思想做一个系统的呈现，这个任务是超乎我的只是与体验的；同时本文也不想把心理分析做一个全貌的呈现，因为那是本文的篇幅所不允许的。但是，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仍将说明心理分析的一些重点，这些重点同心理分析与禅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这些重点代表了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所延伸出来的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有时被我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心理分析”。以这种方式，我希望表明出来，禅的研究何以对我有极大的意义，并且我相信，对于学心理分析的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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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杨格（ Jung）为铃木大拙所著的 Zen Buddhism缩写的导言；法国精神病学家 Benoit关于禅的著作 The Supreme Doctrine（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5）。已故的凯伦浩内（ Karen Horney）在世的最后几年，对于禅宗感到强烈的兴趣。在墨西哥的 Cuernavaca所举行的这一次会议——本书就是由此产生——是心理分析家们对于禅的兴趣之外另一个征记。心理治疗和禅的关系，在日本也相当受重视。请参看载于 Psychologi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the Orient,第一卷第四期（1958）中的 Koji Sato’s Psycho‐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of Zen以及同一杂志的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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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心理分析 一、今日的精神危机与心理分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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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讨论之初，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在历史上的这个艰困时期，西方人在精神上所经历的危机，以及心理分析在这个危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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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虽然大部分没有清楚的感觉到（或许大部分人一向都是如此），他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但是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共认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1]。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到达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尔以后，人就日益将思想同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由其本性使然，就是不合理性。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I），它要控制另一个我（me），就如同要控制自然。用知性控制自然，以及生产更多更多的货物，变成了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程序中，人把他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成了货物的附属品，生活（to be）被持有（to have）所统治。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人，现代人则认为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物，以及如何制造此物的知识。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精神分裂性的（ schizoid）无能——无能于体验情感。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旧把幸福，个人主义和创造视做生活的目标，但实际上他没有目标。问问他，他为什么活着，他所有这一切经营是为什么，他会十分难堪。有些人会说，他们为了家庭而活，有些人会说，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为了赚钱，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而活；他没有目标——除了是想逃避孤寂与不安全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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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进教堂的人，今日比一向都多，讨论宗教的书变成了畅销书，而大家口口声声说上帝，也比一向更勤。然而这种现象却是深沉的唯物态度同非宗教的态度之掩饰，并且是对十九世纪一个空洞的反应，这个反应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感觉到不安全，感觉到需要同他人一致化。十九世纪明显的倾向，可由尼采的名言表示出来：“上帝已死”。今日的人们面表上虽信奉宗教，但就真正的宗教态度而言，没有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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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之舍弃有神论的观念，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一件不小的成就。人跨出了一大步，投入客观之中。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丧失了他在一切造物中的中心角色，一切万物不再是由上帝所造受他所统治的。佛洛依德从新的客观观点来研究人的潜藏动机，而认为人之信仰一个全能、全知的神，是由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无助，是由于人想求得伸出援手的父母亲——这父母亲便以天上的神为代表。佛洛依德看出来，人唯有自己救自己；伟大的教师、父母、朋友与爱人的援手，确实能给他帮助——但是只能帮助他勇敢的接受生存的挑战，并用全心全力去做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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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放弃了父母般的上帝这个幻象，但他也同时放弃了所有伟大的人道宗教之目标：克服自私的自我所构成的种种限制，而达到爱、客观、谦虚和对生命的尊重，如此，使得生活本身成为生命的目的，而人变成他潜能中所能够变成的样子。这些目标是西方伟大的宗教之目标，同时也是东方伟大的宗教之目标。然而，东方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却在于他们的宗教没有收到父神‐拯救者这个概念的拖累；西方的一神论宗教中，却对这个父神表露着强烈的渴求。道教和佛教在合理与讲求实际方面，要超乎西方宗教。他们能够事实如是的、客观的去看人，而除了“觉悟者”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做人的引导者，而人又是可以被这些觉悟者所引导的，因为每个人在内在里都有着觉醒与开悟的能力。这乃是何以东方的宗教思想——道教与佛教，以及它们在禅宗中的结合——对今日西方具有了如此的重要性。禅宗帮助人为他的生存问题寻得答案，这个答案在本质上同犹太‐基督教所给予的答案并无不同；然而禅宗的答案却与现代最珍贵的成就不相冲突，即，它不违背理性，真实主义与独立。东方的思想比西方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可以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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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看齐克果、尼采等人的著作，现代的作家则请参看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的著作以及 Lewis mumford, Paul Tillich, Erich Kahler, David Riesman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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