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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中英文都含有二义：1宇宙之道的道。2言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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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注：花道——日本旧剧舞台的一部分，由舞台旁侧贯通观众席的演员上下场的一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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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法略改为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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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注：日文译本的译者曾把这首汉文诗偈译为日文，为了让读者共享，我再把它换成中文，但可能有误，尚祈识者指正：一钵千家饭，孤身几度秋。不空亦不色，无乐还无忧。日暖堤头草，风凉桥下流。非空亦非色，明月水中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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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与禅佛——艾利克佛洛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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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题目中，我们讨论到两个体系，这两者都是几乎人的本性的理论，并且是导致人的泰然状态（well‐being）的实践方法。两者各自代表东方与西方的典型思想。禅是印度的理性与抽象思考同中国人讲求实际的性格相融合的结晶。心理分析全然是西方的，而禅则全然是东方的；心理分析是西方人道主义同理性主义的结晶，也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对人心中的种种黑暗力量之追求的表现，这些黑暗力量逃出了理性主义的掌握。更进一步回顾，则我们见到希腊的智慧和希伯来的伦理，是这一门科学性的治疗学之精神上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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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禅与心理分析，两者所讨论的都是人的本性，以及使人蜕变的实践方法，两者的区别却大于相似之处。心理分析是一种科学方法，是彻底非宗教性质的。禅则是一种达到开悟的理论与方法，它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在西方人看起来，可以说是宗教性的或神秘性的。心理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学；禅则是精神拯救的道路。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讨论，是否除了说它们之间只有彻底而不可沟通的区别之外，就得不出任何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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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心里分析家却逐渐对禅感到越来越大的兴趣。[1]这种兴趣的根源何在？它的意义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回答。本文并不想对禅宗思想做一个系统的呈现，这个任务是超乎我的只是与体验的；同时本文也不想把心理分析做一个全貌的呈现，因为那是本文的篇幅所不允许的。但是，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仍将说明心理分析的一些重点，这些重点同心理分析与禅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这些重点代表了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所延伸出来的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有时被我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心理分析”。以这种方式，我希望表明出来，禅的研究何以对我有极大的意义，并且我相信，对于学心理分析的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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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杨格（ Jung）为铃木大拙所著的 Zen Buddhism缩写的导言；法国精神病学家 Benoit关于禅的著作 The Supreme Doctrine（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5）。已故的凯伦浩内（ Karen Horney）在世的最后几年，对于禅宗感到强烈的兴趣。在墨西哥的 Cuernavaca所举行的这一次会议——本书就是由此产生——是心理分析家们对于禅的兴趣之外另一个征记。心理治疗和禅的关系，在日本也相当受重视。请参看载于 Psychologi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the Orient,第一卷第四期（1958）中的 Koji Sato’s Psycho‐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of Zen以及同一杂志的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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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心理分析 一、今日的精神危机与心理分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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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讨论之初，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在历史上的这个艰困时期，西方人在精神上所经历的危机，以及心理分析在这个危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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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虽然大部分没有清楚的感觉到（或许大部分人一向都是如此），他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但是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共认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1]。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到达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尔以后，人就日益将思想同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由其本性使然，就是不合理性。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I），它要控制另一个我（me），就如同要控制自然。用知性控制自然，以及生产更多更多的货物，变成了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程序中，人把他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成了货物的附属品，生活（to be）被持有（to have）所统治。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人，现代人则认为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物，以及如何制造此物的知识。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精神分裂性的（ schizoid）无能——无能于体验情感。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旧把幸福，个人主义和创造视做生活的目标，但实际上他没有目标。问问他，他为什么活着，他所有这一切经营是为什么，他会十分难堪。有些人会说，他们为了家庭而活，有些人会说，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为了赚钱，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而活；他没有目标——除了是想逃避孤寂与不安全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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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进教堂的人，今日比一向都多，讨论宗教的书变成了畅销书，而大家口口声声说上帝，也比一向更勤。然而这种现象却是深沉的唯物态度同非宗教的态度之掩饰，并且是对十九世纪一个空洞的反应，这个反应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感觉到不安全，感觉到需要同他人一致化。十九世纪明显的倾向，可由尼采的名言表示出来：“上帝已死”。今日的人们面表上虽信奉宗教，但就真正的宗教态度而言，没有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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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之舍弃有神论的观念，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一件不小的成就。人跨出了一大步，投入客观之中。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丧失了他在一切造物中的中心角色，一切万物不再是由上帝所造受他所统治的。佛洛依德从新的客观观点来研究人的潜藏动机，而认为人之信仰一个全能、全知的神，是由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无助，是由于人想求得伸出援手的父母亲——这父母亲便以天上的神为代表。佛洛依德看出来，人唯有自己救自己；伟大的教师、父母、朋友与爱人的援手，确实能给他帮助——但是只能帮助他勇敢的接受生存的挑战，并用全心全力去做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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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放弃了父母般的上帝这个幻象，但他也同时放弃了所有伟大的人道宗教之目标：克服自私的自我所构成的种种限制，而达到爱、客观、谦虚和对生命的尊重，如此，使得生活本身成为生命的目的，而人变成他潜能中所能够变成的样子。这些目标是西方伟大的宗教之目标，同时也是东方伟大的宗教之目标。然而，东方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却在于他们的宗教没有收到父神‐拯救者这个概念的拖累；西方的一神论宗教中，却对这个父神表露着强烈的渴求。道教和佛教在合理与讲求实际方面，要超乎西方宗教。他们能够事实如是的、客观的去看人，而除了“觉悟者”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做人的引导者，而人又是可以被这些觉悟者所引导的，因为每个人在内在里都有着觉醒与开悟的能力。这乃是何以东方的宗教思想——道教与佛教，以及它们在禅宗中的结合——对今日西方具有了如此的重要性。禅宗帮助人为他的生存问题寻得答案，这个答案在本质上同犹太‐基督教所给予的答案并无不同；然而禅宗的答案却与现代最珍贵的成就不相冲突，即，它不违背理性，真实主义与独立。东方的思想比西方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可以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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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看齐克果、尼采等人的著作，现代的作家则请参看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的著作以及 Lewis mumford, Paul Tillich, Erich Kahler, David Riesman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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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心理分析 二、弗洛依德心理分析概念中的价值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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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是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寻求解决的意图之典型表现。在近来的心理分析学发展中，在“人道主义”的心理分析与“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之发展中，明显呈露出这一种趋势。但是，在我讨论我的“人道主义”心析学之前，我要说明一下，佛洛依德自己的体系，并不像大部分人所以为的，只关乎“疾病”与“治疗”的概念，而是关乎人之“拯救”的，它绝不只是精神病人的治疗学。表面上看来，佛洛依德是新的精神病治疗学之创始人，而他终生的主要兴趣也就是放在此处。然而，如果更近切一些看，我们会看出在这个精神并治疗学背后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兴趣，而这个兴趣是佛洛依德甚少表明，甚或连他自己都很少意识到的。这个隐藏的概念其首要的目标并不是精神疾病的治疗，而是一种超越疾病与治疗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他所建立的“心理分析运动”之宗旨是什么？佛洛依德对人之未来的看法又是什么？他的运动所赖以建立的教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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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依德给予这个问题最清楚的答案可能就是“何处有本能冲动（ Id）”，何处就要有自我（Ego）。他的目标在于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欲望；在于使人从他的无意识力量中解脱出来。人若想控制他自身之内的无意识力量，就务须对这些力量有所认知。佛洛依德的目标在对于事实有恰当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乃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引路灯。这些目标是理性主义、启蒙哲学与清教伦理的传统目标。然而，宗教与哲学虽然立定了这些目标，以便通往乌托邦，佛洛依德则是——或者，他相信自己是——第一个人把这些目标建立在一个科学基础上（用的方式就是对无意识领域的发觉），而指示出这些目标如何得以实现。佛洛依德一方面代表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极致，一方面他又以他的天才克服了理性主义的虚假与肤面的部分，转而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浪漫主义，在当时的十九世纪，正是理性主义的有力反对者，因为它所尊重的是人的非理性面，是人的情意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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