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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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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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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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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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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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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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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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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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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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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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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读书，读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只看见古代有很多的圣帝明王、贤人隐士，却看不见人民群众，更看不见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神话传说。因此，一般人都不觉得中国古代有过一段神话时期。1913年，章炳麟先生说：“中国素无国教矣。……盖自伏羲、炎、黄，事多隐怪，而偏为后世称颂者无过田、渔、衣裳诸业。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驳建立孔教议》，《太炎文录》卷二）他以为中国没有宗教是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同别国的国民性不一样，所以别国有宗教而我们会得没有。把他的话演绎开来，就是别国有神话而我们古代可以没有，因为我国的国民性只注意日常的生活技术，凡是没法实验的神怪空谈都是不相信的。这种思想不但章炳麟先生有，凡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人都可以有，正和以前因为考古工作者只注意铜器和碑刻，使得一般人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内都认为中国古代一向用的是铜器，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石器时代，和别国的历史不一样，有极相类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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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想法毕竟是要破产的。自从地质工作者在勘探矿藏的偶然机缘里发现了仰韶文化的遗址之后，直到现在，接接连连在每一省里都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经各个博物馆陈列了出来，如果谁再说中国没有经过石器时代，就可判定他是一个没有常识的人。神话固然不像石器一般，可以在土里把原物发掘出来，然而外国的神话既经传人中国，读古书的人只要稍微转移一点角度，就必然会在比较资料里得到启发，再从古代记载里搜索出若干在二三千年前普遍流行的神话。第一个做这工作的人是夏曾佑先生，他在清末先读了《旧约》的《创世纪》等等，知道希伯来诸族有洪水神话，又看到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也有洪水神话，于是联想起儒家经典里的洪水记载，仿佛是一件事情，他就说：“洪水之祸实起于尧以前，特至尧时人事进化，始治之耳。考天下各族述其古事，莫不有洪水。巴比伦古书言洪水乃一神西苏诗罗斯所造；洪水前有十王，凡四十三万年，洪水后乃今世。希伯来《创世纪》言耶和华鉴世人罪恶贯盈，以洪水灭之；历百五十日，不死者惟娜亚一家。最近发见云南倮倮古书，亦言洪水，言古有宇宙干燥时代，其后即洪水时代，有兄弟四人，三男一女，各思避水，长男乘铁箱，次男乘铜箱，三男与季女同乘木箱，其后惟木箱不没而人类遂存。观此则知洪水为上古之实事，而此诸族者亦必有相连之故矣。”（《中国古代史》，传疑时代，禹之政教）他似乎主张文化一元说，以为这个神话是由某一族传播到各个民族的，而中国亦其一支。他又从这种资料里看出各个古国都有关于远古时代的神话，当时掌握这些神话的是宗教家，所以说：“人类之生决不能谓其无所始，然言其所始，说各不同，大约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宗教家者，随其教而异，各以其最古之书为凭。世界各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等各自有书，详天地剖判之形，元祖降生之事……而我神州亦其一也。顾各国所说无一同者；昔之学人笃于宗教，每多入主出奴之意。……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其学如水火之不相容。”（同书，传疑时代，世界之初）他说明了对于远古情状的观察，古人和今人的意图是绝对相反的。他的《中国古代史》大约出版于1907年，这些话从现在看来固然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思想界上则无异于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使人们陡然认识了我国的古代史是具有宗教性的，其中有不少神话的成分，而中国的神话和别国的神话也有其共同性，所以春秋以前的传统历史只能当做“传疑时代”看，不能因为它载在儒家的经典里而无条件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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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思想解放，有些人读古书时就想搜集我国古代的神话资料，要从儒家的粉饰和曲解里解放出来，回复它的本来面目。程憬先生在这个时代的要求下专心致志，工作了二十年，写成这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他把他的研究的结论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地的开辟和神统，说明了世界的出现和帝（上帝和人帝）的统治；第二部分是神祇，说明了天神、地祇、物鬽（魅）（精怪）、鬼和他们所居住的天上和地下的情况；第三部分是英雄传说，说明了在我国古代神话里占主要地位的人物射神后羿、农神后稷、工艺神棰、音乐歌舞神夔和启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和希腊神话非常相像；第四部分是海内和海外纪，从巫歌和《山海经》里说明了古人对于广大世界的实际知识及其幻想。又附录三篇，讨论《山海经》这书的性质和在《山海经》里面的许多神话人物的地位及其关系。他所运用的资料，以《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为主，而遍及于各种古籍，并总结了解放以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了程憬先生费了极大的气力做这组织贯穿和批判解释的工作，因而使得中国古代的许多神话获着了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们读了这本书之后就可以大致掌握中国古代神话的整个面貌。我们可以说：夏曾佑先生开始发现了这问题，而程憬先生则是初步解决了这问题。我所以说初步，并不是有意压低程憬先生的成就，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学力和时间终究有限，决不可能把某一种学问里的每个问题都研究妥帖，尤其在一部创造性的而又系统化的著作里留待他人研究之处必然更多，待到将来，工作越来越深入，直接资料和比较资料愈找愈丰富，方法和观点也愈后愈精密正确，在既有的基础上建设起一种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人们看了这部书一定会感觉他写得很平凡，像我们现在看夏曾佑先生在五十年前所说的一样；但我们须知任何工作的开创阶段是最困难的，这部书必然可和夏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永远为人民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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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憬先生不幸，他已于1950年逝世了，年未五十，正当可以大量发挥工作能力的时候，无疑是我国学术界上的一个损失。他的爱人沙应若同志把他的遗稿送给我，嘱我替他整理出版。现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接受此稿，编入丛书，从此程先生的一生心血及其成果可以贡献给人民了，我们都非常快慰。今值付印，匆促写成这一篇序，作个简单的介绍。至于这部书里有些可以商讨和补充的地方，只要我将来有时间，还可就我的学力来仔细批评一下，补入再版或三版的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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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五一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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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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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值先父诞生100周年纪念之际，我编著的《顾颉刚年谱》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社科院文学所马昌仪同志致力干神话学研究多年，她由《年谱》中得知，先父于50年代曾为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作序，而此书后未能出版，便与我联系，知此书之排样及序文还得以保存，即来借读，读后认为值得发表，乃先将序文推荐至《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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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撰此序时正逢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无日不处在自我检讨之中，他在4月29日日记中曰：“近日事情这样忙，而民间文艺会犹必令作神话研究序文。在热烈运动中强作镇静，殊为苦事。”因此，这篇在当时甚为不合时宜之文难免不带有那个年代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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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潮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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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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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古代有神话的，有系统的神话的。从现存的古籍中仔细的去搜集，谨密的去考订，我们敢这样的说。这本书便想证明它。虽然所引征的还不能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但勉强可说已把我们的古代神话，古代的神话系统之全貌素描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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