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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平日里那些“行好”的“香差”或“老师”所采取的方式，同样是请来神仙（包括狐仙之类）降临坐坛，附体借位，然后为人治病。上香“行好”，“看香”治病，乡间那些为神仙们充当“香差”之职的“老师”，由于帮助上香者解除“虚病”之类的痛苦，因此，其所作所为自然也就是“行好”了。以“实病”为对象的乡村医生和以“虚病”为对象的香差，在“行好”的逻辑上是完全可以相通和转换的。“三柱安炉香”的经文说：“炉中师父炉中转，半夜子时下灵山，师父带着灵丹药，打收黎民把道传，有病吃了百病好，无病吃了也得安，众生吃了好了病，我给师父把名传。”如此看来，“行好”的乡土观念之既涉及与超自然发生关联的宗教和信仰，也涉及俗世里的各种善事，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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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好”由于涉及乡土社会中人们观念里的所有“善事”，并且，尤其涉及与上香拜佛有关的人和事，所以，它在乡民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上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南大厅庙会上的人对“奉教的”颇有些微词，理由是因为他们连父母去世了也不大落泪，实在有悖“孝道”，而“孝道”乃是在庙会上“行好”者们的基本信念。实际上，此类涉及“孝道”的“行好”，也与“狐仙”之类的俗信颇多瓜葛，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三里，就曾讲到某狐仙为人妇，“事姑甚孝”，并“缘是功行，得证正果”的故事。类似的情形，在其他狐仙故事或口碑文学里也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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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外人的立场看，被目为“迷信”、“淫祀”或“愚笨”的事，在乡民们看来却可能是“行好”、“行善”。显然，对于“行好”之民俗语汇或乡土概念的发掘，将促使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更为深刻和恰切地理解乡民社会里民俗宗教之根深蒂固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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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门 第九节 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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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狐仙”、“长仙”之类为主流的“四大门”信仰，可以说是汉族民俗宗教的一种形态，或许还是其典型的形态之一。本文的研究说明，“四大门”之类的信仰是在汉文化深厚及悠远的背景之下生长及成熟起来的，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乡民社会的人们具有将各种来源不同甚或不同属性的要素缀合起来，以便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建构出民俗宗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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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学者赤松智诚和泉靖一早年的调查(75)，赫哲族的萨满在治病跳神时所请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黄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证据表明，在满族及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萨满教文化里，可能也渗进了类似“四大门”信仰的一些因素。尽管“四大门”信仰的确具有萨满教的一些属性，但若仔细分析，集中在中国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黄仙”或“长仙”等为典型特征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态却也自有其流脉传承，其与所谓“巫傩文化”和“萨满文化”两个谱系(76)的关联，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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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清宣统三年石印本的《西安县志略》、1919年龙江印刷局铅印本《龙城旧闻》、1920年铅印本《瑷珲县志》、1920年哈尔滨铅印本《呼兰县志》、1931年铅印本《义县志》、1933年黑龙江通志局铅印本《黑龙江志稿》及1934年铅印本《庄河县志》、1948年铅印本《海龙县志》等等，我们从众多地方志的片段记载来看，“四大门”或“五大仙”之类的信仰，确实曾与各地的萨满教传承发生过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渗关系。在这些志书所反映的各个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爷”、“胡三太爷”、“黄三太爷”，将其供于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托”，多为狐、黄、白、柳、虺五种的情形；还有将大仙的种类扩及“水獭”、“狼”、“龟”等其他野生动物的情形。既有汉族式的“烧太平香”，又有满族式的“跳太平神”，还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为期的“跳神会”或“大神节”。对于所有这些不尽相同的体现，我们既应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试图展示的那样，将其在历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较中予以把握。(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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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门”之类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经常会被指斥为“迷信”与“淫祀”，“知识阶级”不信，“巡警不时捕治”（1921年石印本《凤城县志》），尽管如此，它们“暗中仍属不少，乡间尤多”（1926年铅印本《双城县志》），这说明此类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存及变通能力。差不多在绵延断续地时隔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今天，我们仍可发现其蛛丝马迹，在个别地方甚或还能见到其较为完整的形态或体系。回顾历史，环视现实，研究“四大门”之类民俗宗教的课题，其学术及实践的价值确实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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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题“四大门：北方民众生活里的几种灵异动物”，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0.006）；后作为与会论文提交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2月18日，广州），并收入王建新、刘昭瑞编《地域社会与信仰习俗——立足田野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23—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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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批论文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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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1948年，第92—102页。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261—262页。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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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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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星：《人类学者的“知识”与访谈对象的“知识”》，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9—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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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顾颉刚编：《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印行，1928年。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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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吕威：《民国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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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星：《汉族民俗文化中的谐音象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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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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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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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慰祖：《北京附近四大门的礼仪》，辅仁大学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Folklore Studies，Vol. 7，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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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山民：《狐鼬崇拜初探》，《民间文学论坛》1993第2期。山民：《狐狸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与表现》，《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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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4页。董晓萍：《民俗学导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44页。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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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60页。葛承雍：《中国传统风俗与现代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页。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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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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