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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得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十足的代价，罄其精力的代价。这位非暴力的辩护士希望只使用精神武器，却被野蛮的武力扼杀了。在这里，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尔文从来不想严肃地回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他压制后者对他的批评。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审查删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发现就加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瑞士邻近的国家，在其境内禁止卡斯特利奥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样，一旦卡斯特利奥抗议和批评的力量遭到破坏，他就甚至不能报道对他采取的措施。加尔文的仆从诬蔑他，攻击他。这不是一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残酷的迫害。加尔文控制了印刷、出版、布道讲台、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受到追踪；窃听者偷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书信受到拦截。这样一个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那孤独的人道主义者。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卡斯特利奥过早的死亡，才使他免于流放或火刑。对于这些我们还会奇怪吗？凯旋而归的教条主义者和他的继任者，还肆无忌惮地对敌手的尸体泄愤报复。猜忌和卑鄙的毒骂在死后传播，象用生石灰销毁尸体一样，在他的名字上扬灰。这位孤独的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而且对精神事务进行独裁的基本准则也进行了抨击，却同狂热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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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强有力激烈措施的最后一招，几乎获得了成功。卡斯特里奥不仅被解除武装、被抑制、在他有生之年被监禁，而且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有计划地迫害，使他在死后许多年之后几乎湮没无闻。时至今日，一个学者如果从来没听说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名，也不必汗颜。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学者们怎么会知道他呢？在加尔文势力范围所及，营业的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当那些书终于出现时，要依靠它们来确立他作为先驱的声誉已经为时太迟了。当其时，已有人采纳了他的思想。他所发动的并为之倾跌的战役，已由尾随而来的其它旗手们继续进行。很多人，诸如乡巴佬汉普顿们和默默无闻的哑叭密尔顿们是注定在阴暗中生活、在黑暗中死去的。那些跟着卡斯特利奥脚步走的人们，收获和开辟他的声誉。在教科书里，我们依然会读到那些错误，说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宽容的倡导人。这一错误再三出现，不被人注意，就好象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写过和出版过《论异端》一样。作者道德上的英勇被忘却了；他为塞维特斯的战斗被忘却了；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撼大象”）被忘却了；他的著作被忘却了——它们只零零星星地散在荷兰译本的选集中。我们在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怀感激之心的学生们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些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全部“遗物”了。其人在当代几乎被一致公认为那个世纪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高尚的人。对这被忘却了的战役，人们至今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并要求把不公正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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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人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从精神上来作分析，“胜利”和“失败”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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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 第一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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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比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们被一阵号角声正式召集到主要广场上，举起他们的右手，一致同意从此之后将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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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通过公民投票后（一种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极端民主化的制度）在前主教府里宣布的：改革后的宗教从此是日内瓦唯一合法批准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从罗纳河滨的本城逐出，并将其彻底摧毁，全部消灭，用几年时间就够了。在暴徒们的威胁下，最后一批教士、牧师、修士和修女们都已被从修道院赶出来。所有的教堂无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于是最后迎来了这五月的节日以确定这一胜利。从这一天起，在日内瓦，新教教会不仅占了优势，而且掌握了全部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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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这一激进而不受约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由一个名叫法里尔的恐怖主义分子推进的。他是一名传教士，一个喜怒无常之徒，外表吝啬，盛气凌人而又冷酷无情。连好心肠的伊拉兹马斯都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放肆、那样无耻的东西。”这一“法国的路德”对群众施加了压倒之势的影响，他个子不大，面目丑陋，红胡子，头发邋里邋遢，当他从布道台上向群氓们大声吼叫时，他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们感情的风暴。正象丹东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样，法里尔是宗教圈子里的革命家。他能把群众分散而隐藏的天性串连起来，燃起猛烈的攻击之火。在胜利之前，法里尔曾经冒过生命危险。在农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掷石块、被监禁，并被各地当局取缔，但其人精力过人，毫无理性，井被一个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来压倒对手的对抗。他带了一小队冲锋队作保镖，无法无天地进入一所天主教堂，当时教士们正在祭坛上作弥撒。他挤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大声谴责反基督教分子。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作为第二武装供其使用，煽动一帮孩子在礼拜时间袭击教堂，用怪叫、发出象鸭子一样嘎嘎的声音和放声大笑扰乱天主教徒的祈祷。最后，因追随的人数增加更加胆壮，他动员保镖发动最后攻击，指示他们侵入修道院，从墙上撕下圣像，将这些“偶像”付之一炬。这一野蛮的武力行径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数人是一盘散沙，少数人的积极行动，在显示其罕见的勇气，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就能吓倒多数人。天主教徒抗议那些闹事活动，试图使市行政会行使职权，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却静静地待在教堂里。最后，主教将他的教区拱手让给了胜利了的改革派，没有还一下手就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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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在胜利的日子里，法里尔却明显地暴露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家，他凭冲动和狂热能够推翻旧秩序，但却没有能力带来一个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好手，但缺乏组织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他能够痛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群众去仇视修士和修女们，能够用读圣的双手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他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没有期待的目标。现在，当新的原则在日内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确立时，法里尔就是一个失败者了。他那纯属破坏的精神只能造成一个真空，因为一个街头革命家永远不属于那有理性的、建设性的典型，一旦破坏结束，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必须由另一个人接过他的工作开始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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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时刻法里尔表现出犹豫不决。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同样，在德国和日内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领袖们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出不团结、举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兹温格里最初所计划的，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向已被遗忘的福音派教条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教会重新改革的开端，就是说，使教会改善、纯化，并恢复其早期的正直。由于天主教会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他们需要从天主教会外面进行工作来代替从内部工作——而且要立即进行。因为，当有必要从破坏过渡到生产时，这两者将分道扬镳了。当然，对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来说，没有再比这样的情况更合乎逻辑的了：宗教革命家们，在共同事业和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为新教教会而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但在历史进程中，几时有过合乎逻辑和受自然支配的教会呢？一个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新教已不复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脱颖而出。德国的维滕贝格听不进瑞士苏黎世神学家的一句话，而日内瓦则抛弃了伯尔尼的实践。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苏黎世人、伯尔尼人或者日内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历史转折点，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者的骄傲自大，预示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骄傲自大精神。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布塞、卡尔斯塔迪和其余一些人，现在开始在神学的繁琐证明和线索上，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而浪费他们的精力。只要他们团结一致，这一精力是可用于推翻世界性教会的巨大组织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视着旧秩序的废墟时，他束手无策。这真是典型的悲剧，一个人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却承担不了那强加于他的职责应接受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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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对于法里尔是如此的不幸。当他偶然听到加尔文，就是那个著名的约翰·加尔文，从萨沃依动身回家，而要在日内瓦逗留一天时，他非常高兴，急忙跑到加尔文住的旅馆去拜访，请求那领导人对重建教会的工作给予忠告和帮助。虽然加尔文还没有满二十六岁，要比法里尔年轻二十岁，但是他已经有了无与抗衡的权威。加尔文是主教税吏和公证人的儿子，生于皮卡地的诺锡，在蒙田学院受过严格的教规教育（象伊拉兹马斯和洛约拉一样）。他早年打算当传教士，后来又想当律师。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岁时，因提倡路德教义而从法国亡命到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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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亡命者一离开祖国就丧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对加尔文，亡命对他反而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种形式的新教教义彼此相遇又相争。加尔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为一个渊博的逻辑学者，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激进的理论从福音教义的核心中分离出来。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盲信者和狂热者，开始将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礼的那场可怕的悲喜剧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结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对手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已陷入分裂为不同的宗派和以国家主义取代世界性权力的危机。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这个二十五岁的人立即认准应采取什么步骤去阻止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一定要神圣地具体化在一本书、一个图式、一个大纲上；需要有系统地阐述福音教条创造性的原则。加尔文年轻有勇，风华正茂。这一不出名的法学家和神学家从一开始就了解了这件事的必要性。当那些公认的领导人继续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坚定地着眼全面，在一年之内写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因此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书和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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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运动需要有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两者都总结了过去，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线；两者都为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失去势头。这样，专横武断就成为教条。自主导致专政的诞生。与此同时，宗教热情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自然，当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动力。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经加尔文之手所发生的。从那以后，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上统一的和世界范围的实休，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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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非凡的力量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他的书几次再版，但内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从未作过任何修改。如同马克思或叔本华，年方二十五岁的他，在获得任何经验前，就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细心的考虑并得出了结论。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为他的哲学从理想世界移植到现实世界作说明。他从来不在他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手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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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尔（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法里尔的伟大）在第一次会见中就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比加尔文大得多，但是，从那天起，他就毫无保留地将他自己附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当作他的领袖和主子，他自己则是那主子的一个仆人和奴隶。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从来不敢违背他上司所说的话。在每一战斗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迅速地听从加尔文的召唤，为他战斗并帮助他。法里尔是从不对加尔文提出疑问和批评、并向他提供自我牺牲服从的第一个信徒。他是一个盲信的下属，坚决主张这样做是每一个信徒至高无上的责任。只有一次，法里尔向加尔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们刚认识时。他要求加尔文作为唯一有资格的候选人，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将以其卓越的能力将宗教改革建立起来，那是法里尔自己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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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后来透露，他长时间地、固执地拒绝答应这令人惊奇的邀请。对于那些宁愿作精神上的追随者而不愿作肉体上追随者的人们，当他们被邀请离开纯思想的圈子（只为了进入黑暗和混乱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领域）时，那将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一种神秘的畏惧，片刻之间，控制了加尔文。他踌躇、动摇，说自己太年轻太没经验，他请求法里尔让他平静地留在书籍和问题的世界里。最后法里尔被这一固执地拒绝邀请的行动激怒了，他带着一种旧约先知者崇高的力量咆哮说：“你为你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辩护。我以全能的上帝名义宣告，如果你拒绝帮助上帝工作，追求尘世事务而不追随基督的话，上帝将诅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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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激动人心的呼吁，感动了加尔文并决定了他的事业。他宣称他自己准备建立日内瓦的新秩序。从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计划，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现了。这以后，他不再将自己的意志印在一本书上，他要将它强加于一城一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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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于他们生息于此的整个历史时代，知之甚少。那些极端重要的喧嚷并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一个时代的关键性时刻，又很少得到年代史编录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读到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圣经宣讲员”，但那记录员并不费心将那个会使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的名字写下来。记录秘书枯燥无味地记录了法里尔如何建议让“那高卢人”——那法国人——以传教士身份继续工作。那就够了。为什么要费脑筋，去问清楚那个人名字的正确拼写并加以记录呢？看来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不重要的决议——给那外国传教士一笔菲薄的薪水。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不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会超过任命一个下级官员，他将和其它任何一个小职员一样，恭顺地履行他的职责，就象一个招待员、一个乐队伴奏或一个刽子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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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尊贵的市行政委员们不学无术。在业余时间他们不读神学书，我们不能设想他们中间有任何人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们是学者，肯定会警觉到他们已把教会内部的全部权力让给“那高卢人”，即那个法国传教士了。加尔文在这次会上说：“这里详细说明教会授予传教士们的权力。由于他们被任命为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布人，他们必须冒各种危险；必须随时迫使尘世的权贵屈膝于上帝并为上帝服务。他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低贱者；他们毫无疑问要在此尘世实施上帝的意愿并摧毁撒旦的王国，保卫羊群，消灭恶狼；他们毫无疑问要告诫和指示驯服者，诅咒和消灭桀骜者。他们能张能弛；他们能挥动闪电击溃雷鸣。所有这一切均照《圣经》办事。”加尔文所说“传教士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这句话，无疑地被日内瓦市行政会成员忽略了，因为，如果他们注意到这句话，他们将不会把无限的权力托付给这个作出如此目空一切要求的人。从来没有人怀疑那法国的流亡者，那个他们任命为教会的传教士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成为自治城的主子了。他们给予他公职、薪水和尊严。但从此以后他们的权力就完给了。加尔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他将抓紧权力的缰绳，无情地实行他极权主义的野心。就这样，他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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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逻辑性，也暴露了他深思熟虑的目标。“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活动已停顿了。人们在那儿讲道，那就是一切了。他们收缴并焚烧圣像，但与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事都乱了套。”加尔文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厌恶混乱。他的天性象数学那样精确，他憎恶任何不规则和无系统。任何人如希望教育人民去接受一个新的信仰，必须使人民了解他们已经声明信仰的。他们一定要能够清楚地辨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精神的王国同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有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一整套教义问答手册。它包括新教规的原则共二十一款，阐述得十分精确、通俗、朴实。这本教义问答手册和忏悔书，可以说是新教的十诫，被市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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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尔文并不满足于半心半意地接受教义，他坚持要人民无保留地服从，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罢。他认为，光是系统地阐述一下教规仍是不够的，因为那可能让个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决定他是否和在什么范围内照办。加尔文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他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平等地交换意见；在个人信仰方面决不同人休战。他认为教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服从，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并象惩罚公开的反抗一样野蛮地惩罚那些持冷漠态度的人。“别人可能有其它的想法，但我自己不相信我们的职责仅局限于如此狭仄的范围之内，以至于认为，当我们宣讲了训诫，我们就已尽了我们的全部责任，便可以袖手旁观让事物自行发展了。”加尔文的教义问答手册不仅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导的路线，而且有系统地阐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会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他们被几十个人一组带到长老之前，就好象将小学生带到老师之前一样。他们来到大教堂，由城秘书向他们大声宣读教义问答手册，接着，他们举手宣誓，要无保留地接受手册。任何人，如果拒绝宣誓，将被立即驱逐出城。这清楚地、永远地表明：从即日起，要在日内瓦城墙里生活的自由市民，在宗教事务上没有人敢冒风险，同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有丝毫的分歧。在这个行政区域里，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要求把宗教当作按个人的良心办事的时期已结束了。理性观念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气质、法律战胜了精神。现在，加尔文已进了城，在日内瓦将不复有自由。个人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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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无论谁要保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统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权力。任命加尔文的决议，并未授权他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市民逐出日内瓦。市行政会议员只任命他为“圣经宣讲员”，他可以向信徒阐述圣经；他们只任命他为传教士，他可以讲道，可以引导全体教徒走向真正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手中还保留着用刑之权。是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者任何一个传教士，要对自由市民的行为负责。路德、兹温格里，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这以前都未曾试图夺取过那保留在市行政当局手中的权力。加尔文生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他立即着手使市行政会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由于他没有合法的权力去干那样的事，他用开除教籍的方法为自己建立权力。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宗教神秘，变成推进他个人权力，并对他的放手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加尔文主义的传教士决定只让道德行为令人满意的人参加上帝的圣餐。如果传教士拒绝让一个人参加上帝的圣餐，此人从此就被黜出教门，也将被开除市籍。这一新武器威力无比。谁也不准再同那犯错误的人说话，按小学生的说法，没人再同他来往了。谁也不能卖东西给他或向他买东西。这样，这一开始看来是纯宗教的手段，应由教会当局处理的，就变为社会的和商业的抵制了。如果宣布对一个人实行抵制后，此人还不投降，还拒绝公开检讨罪行，加尔文就对他毫不客气，下令将他流放。虽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而成了加尔文的敌人，就不能再在日内瓦容身。无论是谁，如果公开同加尔文持有不同意见，他虽生之日，犹死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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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怕的权力使加尔文得以消灭任何敢冒险对抗他的人。他放胆的一击，犹如雷电闪光在手，就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来没有控制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战。天主教会内有一个自较低到较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各级僧侣统治当局，在教会直接决定开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们提出上诉。开除教籍是一个超个人的行动，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专断权力。但是加尔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在实行他的权力意志时更为冷酷残忍，他轻易地强迫传教士们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态。他把这可怕的开除教籍的威胁作为经常性的惩罚，这样就无限制地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预测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样命运的人的焦虑。加尔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圣餐，市行政会好不容易才改为每季度安排一次。但加尔文决不允许从他手里夺走那最强有力的武器——开除教籍并随后驱逐出境。只有动用了这武器，他才能够开始他一直渴望着的战斗——为极权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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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刻板的教规和好斗劲头的必然增长，这些暂时性好处，是以必须付出许多人的权利作为代价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古老的自由；当一个民族觉察到这些之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已消逝了。在日内瓦，当几年过去后，公众才逐渐明确了。公民们赞同宗教改革，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们自愿地集结在市场，举起自己的手表示承认这一新的信仰，但他们对于共和精神的骄做，使得他们对监督他们的巡捕产生反感。他们强烈反对把他们象犯人一样地在城里赶来赶去；强烈反对强迫他们到教堂向加尔文老爷颁发的每条法令宣誓效忠。他们不赞成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被流放，而这些仅仅只是因为喝了一杯酒后情绪高涨唱歌取乐；或者只是因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鲜艳而被加尔文老爷或法里尔老爷认为太奢侈了。人民开始询问：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日内瓦人吗？他们是曾经帮助创造这城市的伟大和财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后裔吗？他们是几世纪来和显赫的家族联姻或者血缘相连的久经考验的可信赖的爱国志土吗？不，他们是新来者，从法国亡命而来，人民殷勤地接待他们，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栖身之所，以及高官。这来自邻国的税吏的儿子为他自己筑了一个温暖的窠，请来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现在他竟然胆敢责骂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他，这个法国流亡者，是他们任命了其人以新职，而他竟擅自制订了关于谁可以和谁不可以在日内瓦居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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