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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宽宏大量地加以隐瞒”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是那样的无关宏旨,而卡斯特利奥就是因为这一罪行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在教义领域内并没有什么无关宏旨的事情。由于在教会中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其危险的程度,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在加尔文用始终如一的路线建立起来的逻辑大厦里,每一石块、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齐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同样地也在宗教圈子里,原则上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如果他的教会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从基层直到最高领导阶层都保持独裁统治。在他的自治城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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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市政会传令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进行公开辩论并在会上提出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此举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复说,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他要求卡斯特利奥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样忠实于信念。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为了这自由,他准备付出任何世俗的代价,他知道他只要在这两项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智胜了加尔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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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利奥以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答复说,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作出无法履行的允诺,因为这一允诺会使他作出无视良心的行为来。因此,让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公开进行一次辩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非常的时刻,这两个在宗教事务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发现,他们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统宗教改革就要撞车了。在和卡斯特利奥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争执以后,加尔文在一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说:“就我们的对话,我能作出的判断是,他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以致于我难以相信,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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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成见呢?加尔文披露说:“塞巴斯蒂安总以为我渴望统治。”说实在的,没有比实际情况更扼要更清楚的了。两年来,卡斯特利奥所知道只不过是别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说,由于加尔文暴虐的冲动,在日内瓦只容得一个人的意见,即他自己的意见;就是说,除了贝齐之类的追随者外,没有人能够在他精神影响的圈子里生活并准备在教义的每一方面都让加尔文领导。现在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呼吸这样窒息的空气,不能忍受这样的精神高压统治了。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法典,而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教信徒应根据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并用理性之光谦卑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的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奥只能愤慨地注意到,日内瓦的那群传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译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似的。卡斯特利奥被那些人如此固执已见、如此骄横,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召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可怜的罪人的说法所激怒。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他对他们的意见作出评论:“在所有事情上,均批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人,并乐此不疲。”卡斯特利奥站起来请求“上帝的使者们”遵守这样一个检讨的结果,不要审问、惩罚、谋杀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猜测卡斯特利奥的原话,而加尔文是只要窜改原话能占敌手的上风,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圣书。但即使从加尔文抱有偏见的描述中,我们仍能推断出,卡斯特利奥曾公开声明说,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难免要犯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服务。保罗是有耐心的,而我们极端缺乏耐心。别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罗,而我们迫害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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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出席了这次会议,看来卡斯特利奥的猛烈攻击使他大为惊诧。如果他是一个象路德那样激动和自信的爱争论的人,他会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兹马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则很可能会进行学术上的争辩,当然不会太激动。但加尔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有策略和讲实际的人:一个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奥的发言对那些出席会议的人有何等强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当时进行反击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不反驳,只把薄嘴唇闭得更紧。“当时我保持平静”,当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时,他说:“我只是为了避免在许多外面人的面前,开始一场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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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在比较亲近的圈子里说了些什么?他会谦细地、人对人、观点对观点地叙述他和卡斯特利奥的不同吗?他会把卡斯特利奥传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敌手提出挑战,用有姓名有事实的文件加以全面的控告吗?全然不会。在政治事务上加尔文从来不愿走直路。对于他来说,敌对批评的每一尝试都代表了比神学上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事。这是对国家的一项罪行,构成了犯罪。现在,必须要以世俗的武力来对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奥并没有被传到宗教法庭,而是被传到世俗的权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争执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控告中,加尔文写道:“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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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政会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传教士们不爱吵架,我们不能不认为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篡权一事是不安的。委员们把决议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判决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受到训斥但未处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为温多华传教士的活动在另行通知之前暂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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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惩戒,有人可能认为足以使卡斯特利奥满足了。但他另有主意。这一事件只不过加强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尔文那样的一个暴君的独裁统治之下,日内瓦就不会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请求市行政会解除他的职务。他通过第一次尝试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敌手的策略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知道政治党徒用专横对待真理,他们想使真理为他们的政策服务。卡斯特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坦率、果断地拒绝高位显职,只能使他的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卡斯特利奥失去官职的原因是由于某种不端的行为。因此,在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请求得到一份有关这事件的书面报告,加尔文别无选择只好在报告上签名。这份报告现仍存巴塞尔图书馆国家文件档案中。在那儿,我们读到之所以拒绝任命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仅仅只是因为两项无关宏旨的神学上的分歧。报告最后部分的原文如下:“没有人可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离职的原因妄加猜测,我们全体宣布他是自愿辞去学院院长职务的。直到最后,他是如此圆满地完成了职责,我们认为他值得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员。即使最后的人事安排并非如此,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卡斯特利奥有任何不端行为,而仅仅是为了上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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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从日内瓦勾销了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但毋庸置疑,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奥极孚人望,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作本城的一大损失。公众的舆论认为,“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奥老爷”。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二百年以后,服尔泰把对卡斯特利奥的镇压作为证明加尔文内心思想态度的决定性的证据:“我们能够根据卡斯特利奥揭露加尔文迫害的实例中衡量这专制暴君的恶毒——虽然卡斯特利奥是远比加尔文伟大的学者。是加尔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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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本性对批评过份敏感。他很快就认识到民意是反对他的,普遍认为他应对卡斯特利奥的下台负责。他刚达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独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内瓦,就意识到自己得为卡斯特利奥目前的贫困和苦难负责,他因此感到不安。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的离职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作出的。作为加尔文(从政治上说起来,此人是瑞士最强有力的新教徒)的对手,卡斯特利奥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会的另行任命。他鲁莽的离职决定,使他处于赤贫状态。这一曾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户奔走。加尔文是够聪明的,他意识到当一个被击败的对手明显地处于贫困状态时就会铤而走险。现在卡斯特利奥已不再在他旁边使他恼火了,因此,加尔文想为那被追猎的人留一条退路。在这个时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封信接一封信地为自己开脱。他称为了替卡斯特利奥那个穷小子谋一个合适的职位,他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卡斯特利奥为什么穷苦,那还不是加尔文的过错?)“我希望能从什么地方借到一笔足够的贷款,我将尽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奥不象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他告诉所有的人,由于加尔文的专横跋扈,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这就触到了加尔文的痛处。因为加尔文从来不公开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独裁者,他总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谦卑恭顺地完成人们分派给他困难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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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们时的口气很快就变了,他不复同情卡斯特利奥了。“如果你知道这情况就好了,”他写信给人说:“这杂种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冲着我狂吠乱叫。他称他是被我的专制暴虐逐出公职的,他称我希望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几个月之内,就是这样一个被加尔文形容为够得上担任上帝仆人神圣职务的人,成了一只“野兽”,一条“杂种狗”——这只不过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受极端的贫穷,也不愿出卖自己,不愿因为赠予牧师的傣禄而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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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英勇地受穷、自愿受难的行为,在卡斯特利奥同时代的人中间引起了敬佩。蒙田说过,象卡斯特利奥这样做过那么多好事的人,会落在那万恶的时代里,实是可叹。那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说,有很多人如果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匮乏的话,毫无问题,他们会乐于帮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没有人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过一点忙。年复一年,这一被逐出职位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卓越的学涧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大学光顾过他,没有向他提供过一个传教士的职位。因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对加尔文的依赖已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敢冒风险而向日内瓦独裁者的对手假以援手。无论如何,这个被追猎的人仍可在巴塞尔的奥伯林印刷所当一个低级校对员以挣得菲薄的收入,可是这职业并不是正式的,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也不足以养活他自己。为了扶养一群赡养者(数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奥加班当私人教师。多年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给予这一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一个希腊文读经人的位置。但这一读经的位置,荣誉性质大于挣钱,远远不能使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着,这伟大的学者(很多人视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得做雇工的活,他在巴塞尔郊区用手铲土。因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卡斯特利奥终夜兀坐校样:为别人的文章润色,翻译多种外文资料。我们计算了一下,他为巴塞尔印书商从希腊文、希伯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翻译过数千页的资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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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年的去职,他衰弱的、过分敏感的身体被搞坏了。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这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这个人,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享业——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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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两个人、两种思想已互相对峙着。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妥协的敌手。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共同生活一天。虽然实际上他们是分开的,一在巴塞尔,一在日内瓦,但他们彼此密切地注意着:卡斯特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特利奥。他们彼此缄口不言,但那只是暂时的等待,等待说出那决定性的话。这样的对立,要比仅仅意见不同更进一步。那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结仇,永远不能达成协议;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是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对一个独裁统治来说,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当然从潜在的紧张到激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尔文燃起火把,烧死了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现在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战时,卡斯特利奥才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宣布对加尔文作生死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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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 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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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历史看来象是从成百万人中间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这样的人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命运往往满足于凭机缘使某一个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崭露头角。而打从那时以后,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一个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的个性,由于他可怕的命运使人永远铭记着他。他有许多天赋,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它们却杂乱无章地编排在一起。他有一个有力、机敏、好奇而顽固的头脑,但很容易从一个问题游移到另一个问题。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常由于缺乏清晰的创造力而减弱。虽然他无书不读,但他那浮士德式的智力,使得他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门科学。他徘徊于哲学、医学和神学之间,常常以其大胆的言论,使读者眼花缭乱,但旋即又失之于自诩。有一次,在他先知式的启示中,他作了一个开拓性的观察,宣布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他从不费心去利用他的发现,或追踪它与世界上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他浮夸的见识是照在他那个世纪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他的智力充满了活力,然而他不能跟随他自己的光亮。因为唯有通过持久的努力,去追求一个目标,才能够把一个能干的人物,转变成为创造性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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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一个堂吉诃德的性格,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一评论当然也可极妙地应用于米圭尔·塞维特斯这阿拉贡国人。他的身体瘦弱,脸色苍自,加上一把修剪得笔尖的胡子。因此在外表上很象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指堂吉诃德);在内心里,他全然浸淫于堂吉诃德的光辉而怪诞的热望之中:为了荒唐行为去战斗,盲目地冲刺那现实的风车。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经常从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发明。这神学上的游侠,手持长矛,纵骑向所有可能的障碍猛冲。只有冒险、只有荒唐、反常和危险才能使他激动。他好斗地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互相攻击以定是非。他从不参加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某个小集团。他永恒的孤寂,对善的憧憬,对恶的想象,总是独一无二和稀奇古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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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永远准备战斗的人物!所到之处,他必然会四处树敌。他的学生时代,先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后在法国的图卢兹,还是比较平静的。在图卢兹,他结识了查尔斯五世的忏悔神父,后者任命他为私人秘书,将他带到意大利,之后又带他到奥格斯堡议会。在那儿,这年青的人道主义者,就象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只要涉及到那场宗教大辩论,就被压倒的热情所征服。老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斗争,对他起了发酵的作用。在那边一切都是好斗的,而这一好争论的家伙,一定象别的人一样好斗;那边有这么多的人,急于要改革教会,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他急切又热中,他考虑到,先前发生的、与古老教会的教导和解释的每次背离,都是胆小的、模棱两可的和非决定性的。在他看来,甚至那些能干的改革者,如路德、兹温格利和加尔文在清洗福音书方面都不够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塞维特斯以其青年不妥协的精神,在二十岁时就宣布说,尼加市行政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三个永恒的基督人格的教条是同神圣性质的统一体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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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骚动的潮流正在高涨的时代,这样一个急进的观点并无惊人之处。当时,对所有价值正重新作出估价;对所有法律正重新进行阐述。人们要求有权打破传统。有权独立思考。灾难在于他从好争吵的神学家们所继承到的,不光是他们的好争吵,而且是他们最坏的品质——盲目地、死抠教条地争论不休。他急于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改造是完全不合适的。而只有他,米圭尔·塞维特斯一个人才认识真理。他立即去拜访当代最伟大的学者:斯拉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和凯毕图,巴塞尔的奥依科仑巴图斯。在提到基督教教会时,他竭力主张他们迅速解决“错误的”三位一体教条。当一个西班牙的生手,精力充沛但却带有歇斯底里的气质,闯入这些尊贵的和老练的传教士们和教授们的屋子,坚持他们立即修改自己的观点并毫不踌躇地采取他革命的论点时,读者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愤怒和憎恶了。他们觉得好象魔鬼本人派来了他的一个奴隶,他们就在身上画十字,驱除这狂热的异端妖魔。奥依科仑巴图斯就象赶走一条疯狗那样把他赶走,称他是一个“犹太人、突厥人、无神论者和一个入了魔的人”;布塞从他的布道台上谴责塞维特斯是一个魔鬼的孩子;兹温格利公开警告他的信徒们反对这“罪恶的西班牙人、他虚伪和邪恶的教条,如任其得逞,将横扫我们整个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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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象凌辱和暴力医治不了拉曼查骑士的错觉一样,这吉诃德式的神学家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论点,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训斥。如果领袖们不能了解他,如果聪明的人、谨慎的人不愿在他们的书斋里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间开展他的战役。整个基督教世界将读到他的论文。他要印一本书。在二十二岁时,塞维特斯倾其所蓄,出钱在哈根纳印了一本反映他观点的书(《三位一体的错误》,书籍登记第七号,一五三一年)。随即发生了风暴。布塞毫不踌躇他说,那流氓应受到“把肠子从他的身体里活活抽出”的惩罚。从那以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塞维特斯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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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赘述,当一个人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挑衅态度:当一凭个人称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义都是虚伪的,他就不复能在基督教徒中间找到落脚的场所、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了。从塞维特斯犯了信奉“不信耶稣为神的异端”之罪那天起,他就象野兽一样被人冷酷无情地追猎着。除从台上消失和采用化名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他,因为他已声名狼藉了。因此他回到法国,化名米歇尔·德·维仑努,用这个假名字在里昂特里许赛尔兄弟印刷公司,弄到一个校对员的位置。在这新的生活圈子里,他那外行的然而有丰富想象力的见解,使他立即找到新的刺激,并有可能和其他人进行辩论。在校对普图莱迈斯所著的《地理》一书的校样时,塞维特斯夜以继日地发愤用功,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还为此写了一个详细的前言。和以前那次一样,当他校对医学书的校样时,他灵活的头脑就又变成一个医生的了。不久以后,他竟然专心于医学学习。为此目的,他移居巴黎。在凡萨鲁斯附近作解剖标本,作解剖学学术报告。但这个没有耐心的人,象以前在神学领域一样,在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医学学位之后,就开始教学生,并试图胜过他的竞争者们。接着,他宣布他将在巴黎的医学院里开课讲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占学。但大学里的医生们被这星占学和医学的大杂烩激怒了,他们对他的自我吹嘘不以为然。地方当局也冷落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有人向巴黎议会控告他用“司法星占学”这门受到教会和世俗法律两面夹攻的学科搞捣乱。在查明“米歇尔·德·维仑努”即被通缉的异端米圭尔·塞维特斯之前,他只得再次亡命。维仑努弗斯这个教员,不引人注意地离开了巴黎,正象神学家塞维特斯以前离开德国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当他再次突然出现时,他有了新的身份。谁会怀疑维也纳的大主教皮埃尔·保尔迈耶聘请的常任医官,曾经作为一个异端亡命他乡;并被巴黎议会判为骗子呢?不管怎么样,米歇尔·德·维仑努还是谨慎小心的。他避免在维也纳发表异端的论点。他受屈后变得沉默寡言:他尽量不惹人注目。他上门治愈了许多病人,颇赚了一大笔钱。当他外出散步,邂逅富裕的维也纳市民时,他们以西班牙式的礼仪向米歇尔.德. 维仑努大夫、显赫的大主教的常任医官致敬,“一个多么出众、虔诚、有学问和谦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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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这个热情而没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极端异端的思想,并没有寿终正寝。米圭尔·塞维特斯过去那种好寻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气,依然在激励着他。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时,他就象是在发高热一样。他的思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和自由。每一个思想家,一待时机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其势就象扎刺寻找从化脓的手指上流出去: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而出一样不可阻挡。象塞维特斯那样一个热情和过分自信的人,终究不会容忍他独家所有的指导性思想受到压制。他有一种推动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热望。对于他来说,看到新教领袖们继续在传播他认为是错误的教条(如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是一种经常性的折磨。基督教徒怎能继续被“反基督的”错误毒害呢?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我们不能不认为,在那被迫缄口的年月里,塞维特斯看来在精神上备受了痛苦。没出口的语言在他心里翻滚着。作为一个亡命之徒,作为一个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让看到,他被迫保持缄默。塞维特斯最后决定找一个同情者通信,以求进行智力上的对话。因为在他目前的住所里,他不能冒和任何人当面讨论神学信念的危险,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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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特斯的灾难在于:他盲目地选中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他希望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愿意赞同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在结交加尔文方面,塞维特斯也许只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恢复很久以前早应开始的对话。在大学时代,他们肯定在巴黎碰到过。但是直到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仑努成为维也纳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后,他们才通过约翰·弗莱朗,里昂的学者和印刷商,作为中间人开始通信。塞维特斯先写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尔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体”的论点赢得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的支持。一开始,加尔文复信的口气象是在改正错误的信条。加尔文自信他的责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栏,加尔文尽最大的努力使塞维特斯认识错误。但到最后,他被塞维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气激怒了。塞维特斯自信地写信给加尔文,那固执己见,稍有抵触就动辄发火的独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释过,你因无视三个神圣的实质性问题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错路”,这就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魔鬼的痛处。最后塞维特斯竟胆敢送给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会怎样愤怒了。“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它,很象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同这样一个无可药救的白痴争辩呢?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摆脱了它。“那家伙的话就象驴鸣,对此,我一概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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