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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利奥在他的专题论文中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任何人,虽承认了基督教真理的基本原理,但未能以某种方式取悦于已确立的权威,就被称为异端。因此,异端(在这儿我们终于触及到了事情的核心)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作为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就被推戴成为烈士。“有鉴于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他们把你称为真正的信徒,而在另一个城市或毗邻的地区,他们蔑视你为一个异端,因此,凡有人希望不被干扰地生活,他必须有象城市和乡村那么多的信仰和宗教。”现在卡斯特利奥得出了他最后的和最大胆的公式。“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这看来简单之极,几乎陈腐又如此显而易见。但是要说得如此坦率,在那些日子里就需要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这一公式的重要性是:在整个时代,领导者们(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教士,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教徒)追猎异端是荒谬的,是由于错觉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非法判处死刑,被绞杀、溺毙、烧死。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犯过任何反对上帝和国家的罪行:他们的行动范畴并没有远离他们的同代人,只是在看不见的精神世界里有距离。在世俗的法律上,又有谁被授权去指导他的伙伴的思想,或者把后者最根本的和最私下的信念认为是一个罪行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任何建立起来的权威。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过“以尘世君王之物还诸尘世君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卡斯特利奥引用了路德的话,大意是,尘世的王国只能指挥肉体;就灵魂而言,上帝不希望任何尘世的法律得以盛行。国家有权坚持要求每一子民按外界的和政治的制度办事。因此,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允许我加上)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只要以上这些方面不明显地涉及背叛政府的实质(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只要他们不进行政治煽动)。鉴于“涉及到这些事务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求助于上帝”,发生在内心世界的事是无需对政府负责的。政府当局和个人见解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碰到一些在哲学信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呢?为什么要立即报告警察局呢?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人呢?没有和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宽容时,才能和平相处。在获得信仰的统一之前,我们即使时时意见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爱,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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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是不应对这些屠杀、对这些玷辱了人名字的野蛮的迫害负责的。他们无可非议。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或信念而找他的岔子。在这个被幻觉和狂热搅乱了的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罪行,它们是随盲信和理论家的急躁而来的。这些理论家们不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的思想、宗教或哲学是真实的。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如此肆无忌惮的疯狂。“人们是如此坚信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他们的错觉肯定了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以致于常置别人的意见于不顾。狂妄自大产生残忍和迫害,因此,一个人将不会容忍其它人在任何方面持不同的意见。虽然在今天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意见,但所有的教派都在谴责其它的教派,并希望至高无上地统治别人。那就说明了为什么会有流放、驱逐、监禁、火刑和绞刑,以及为什么打手们一直力图镇压那些看来会使我们的老爷们和主子们不顺眼的人的原因。他们常常因为一些说不出的理由而暴跳如雷。”一方的顽固,导致了另一方的顽固。其结果是精神上的不宽容,其结果“是残忍,是野蛮,是干兽性行为的欲望。我们今天看到许多人由于被诬蔑而激动,以至于看到有人判了死刑,先仁慈地绞死他,再点火焚尸,他们也会怒气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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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件事能把人类从野蛮主义中拯救出来——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如果人们互相友好的话,就能和睦地同住。“让我们彼此宽容吧,让我们不要谴责别人的信仰吧。”追猎异端人和任何一种对不同观点的迫害一样,是不必要的。鉴于加尔文,为了开脱罪责,祈求权贵们不邮使用火和剑去消灭异端,卡斯特利奥恳请那些当权者“倾向于仁慈那边,永远不要屈服于煽动你去谋杀的那些人。因为,当你面对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他们为了为自己辩护什么都干得出来。请相信我,如果基督今天还在世,他不会建议你去杀害那些叫着基督名字的人,即使在某些细节上他们可能有错,或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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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解决学术上的问题一样,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地讨论了那棘手的问题:所谓的异端究属有罪或无罪。在仔细地权衡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之后,他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精神的城市,使那些被追猎的可怜虫有可能有一个避难之所。虽然卡斯特利奥明确地肯定自己的立场,但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反观那些宗派主义者,就好象市场上的小贩一样,大声吹嘘他们教条主义的货色。这些气量狭窄的教义至上主义者们,每一个人都从布道台上发出这样的尖叫:只有他,而不是别人所兜售的,是真正的信仰;只有通过他的声音和言论,上帝的意志才得以宣扬。而卡斯特利奥只是简单他说:“我不向你们自称为上帝派未的先知,我从群众中来,厌恶争论,唯一的愿望是:不要通过争吵,而通过有同情心的爱;不要通过外在的实践,而通过心中内在的礼拜来寻求建立宗教。”教义至上主义者彼此对话时犹如小学生对小学生、奴隶对奴隶,但人道主义者却象兄弟对兄弟、人对人地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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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真正人道的人看到不人道的行为不能不强烈地感到震动。一个诚实的作家的思想受到同时代的狂妄严重干扰的时候,他的手不可能继续写出教义的叙述;在他的神经因正义愤慨而震动时,他的声音只能颤抖。这样,从长远观点看来,关于查佩尔高台殉难一事,卡斯特利奥不能够把自己只限制或局限于书生气的质问上。就在那儿,一个无辜的人在难以言喻的折磨中被处死。以爱宗教为名,一个学者消灭了另一个学者,一个神学家消灭了另一个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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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特斯受难的形象、对异端的大量迫害,使得卡斯特利奥从书叶中抬起头来,去寻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动如此暴虐的,究竟是哪些人自命是上帝的虔诚的仆人,徒劳地试图为自己的不宽容辩护。加尔文凶猛地注视着卡斯特利奥,后者宣称“不论这类事情何等的令人毛骨悚然,那些罪人们的罪还要毛骨悚然。他们披着基督的外衣,倾其全力去干罪恶行径,还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上帝的愿望。”卡斯特利奥知道,那些当权的人们,常求助于一些宗教的或哲学的理论,力图证明他们的暴行是正当的。但是鲜血玷污了它所代表的理论,暴行贬低了它所要辩护的思想。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根据基督的命令,而是根据约翰·加尔文的命令被烧死的,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卡斯特利奥宣称:“在今天,当那些自认为是基督教徒的人被其它基督教徒们毫不仁慈地用火、用水、用剑屠杀掉、受到比杀人犯和强盗更为残酷的待遇时,还有谁还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呢?当人们看到,在今天,不管是谁,只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同那些攫夺了权力的人有所不同,就要以基督的名义被活活烧死,即使象塞维特斯,在火焰中仍呼喊着基督,并大声宣布他是基督的信徒也无法幸免,那么有谁愿意继续礼拜基督呢?撒旦再坏还能比把呼喊着耶稣名字的人烧死更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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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位可敬佩的人道主义者认为必须排除错觉,以为殉道者和被害者仅仅只是因为在智力的水平上同当时的当权者有所不同。他看到当权者往往滥用他们的权力,而他自己,则是世界上独立支持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事业的唯一弱者,他绝望地提高声音,用一首热情入迷的赋格曲结束他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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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世界的创造者和王,您看到了这些事情了吗?难道说您已如此改变、如此残忍,与本来的您相反吗?在您住世时没有人比您更温和、更仁慈、更忍受损害了。您被鞭笞、毒打、嘲弄,戴上荆冠并和两个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受辱中,您为那些对您干了可耻的恶行的人们祷告。难道说您现在竟如此改变了吗?我以圣父的名义析求您:难道说这真是您的意志吗?将那些不了解您的箴言的伟大的人溺毙,割尸抽肠,撒盐。用剑肢解,烤以文火,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至死。噢,基督,是您下令并赞同这些事情的吗?那些组织如此的屠杀,剥您子民的皮并把他们剁成肉酱的人,真的是您的仆人吗?当人们在如此的暴行中呼唤您的名字作证,好象您在渴求人肉,您真的在场吗?如果您,基督,真的下令于了这些事,那么撒旦还有什么可做呢?说您下命令干撒旦的事,这是何等可怕的渎神!把那种只有通过魔鬼的意志和创造发明能力才能得以实现的事,却又归咎于基督的那部分人,是何等的卑鄙放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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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了《论异端》一书的序,只要他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就将永垂于人类的历史。因为他的声音是那样寂寞。在一个武器铿锵声盖没了说话声并以战争为最后仲裁的世界里,他祈求觅求知音,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虽然虔诚的牧师和圣者一再向健忘的人类传播福音,最人道的要求,仍然是必须恢复他们的记忆力。谦逊的卡斯特利奥接着说:“毫无疑问,我没有说过前人没有说过的话。除非统一了认识,重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正义的,那决不会多余。”因为在每一时期,暴力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要继续不断地更新以与之斗争。他们决不应借口说那时对他们的压力太大而去寻找避难之所。因为,凡是有必要要说的,不能说是说得太多了,真理决不会白说。即使《圣经》不能胜利,它却宣告了永存。凡是在这时刻礼拜它的,就光荣地证明了恐怖不能支配自由精神,即使在那最残酷的世纪中,人道的声音仍有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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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 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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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试图残酷无情地压倒他人意见的人,对反对意见总是极端敏感的。因此,当整个世界竟然敢于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时,加尔文就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居然不把这个行动评价为一次虔诚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动而热情地接受它。加尔文此人,仅仅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就把一个同胞残酷地烧死了。加尔文希望别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个牺牲者。“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骂和打击的话’,加尔文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就会对我所处的悲剧地位表示同情。恶狗从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倾注难以想象的谴责之间。那些和我同一营垒的人,出于妒忌和仇恨,对我的攻击甚至比我的罗马天主教敌手更为猛烈。”加尔文发现,尽管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并为他的论据大声疾呼,但在塞维特斯被害之后,却只能在反对声中滑脚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因此,当加尔文一听到卡斯特利奥和巴塞尔的其他一些人准备驳斥他时,他就紧张了,惊惶失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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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或压制与他本人不同的意见。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日内瓦业已说过。”不管是谁,要想在塞维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据总的原则,就要被诬蔑为:邪恶、愚蠢、虚伪、异端或者渎神——因为,那就表示在反对加尔文。加尔文勤笔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印了一本书,扉页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在此书中,卡斯特利奥和柯利奥力图证明不应运用权力来清除异端。这样的一种教义绝对不能任其扩散,因为那是“怀有恶意地要求面面俱到,以表明异端和读神不应被视为可以惩罚的罪行。”“火速,火速,压制这些提倡宽容的人们!”我们教会里的牧师务必要注意不让谬种流传,即使现在已晚了一些,但愿这也能合上帝的心意。一次呼吁还不够。于是,第二天,他的心腹西奥多·特·贝齐便写了一封更加急切的信:“在扉页上您将发现印刷的地点是马德堡。依我愚见,这马德堡一定是在莱因河畔。许多这样那样的丑事均源出于此。我只能自问,如果人们‘宽容’那恶棍在此书序言中的满纸污秽的话,那么基督教还能再完整无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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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言论发表得已太迟了。在大张挞伐之前,辩论业已开始。当第一本书运到日内瓦时,愤怒就象火山那样喷发了。什么?难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于教规之上吗?对于那些怀有邪恶目的的人,难道可以不迅速地将其送上火刑柱,还要温和地、以兄弟般的态度待之以礼吗?难道可以允许基督教徒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而不是将这一特权留给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吗?对教会(加尔文自然而然地把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会)来说,这大概是最严重的危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人们呼喊着:“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其中,尤为危险的是“比利斯主义者”异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信仰问题上,“比利斯主义者”就象征着宗教宽容的教义。这个词是根据书的署名作者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创造出来的。“地狱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开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将其扑灭。”特·贝齐写到这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宽容要求时愤怒而疯狂。他说:“自从基督的世界诞生以来,从未听说过此等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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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召开了战时政务会。是否应对卡斯特利奥的攻击作出回答?兹温格利的继承人,布林格(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书)从苏黎世写来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张挞伐地进行镇压,否则事情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最好是对此置之不理。加尔文在新近的尝试中并不很成功,所以他宁愿谨慎地留在幕后。他让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奥多·特·贝齐去干从神学方面进行鼓动一类的事情。贝齐,因对“恶魔似的”教义的宽容政策进行有力的、压倒之势的猛烈攻击,而得到了那独裁者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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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西奥多·特·贝齐是一个虔诚而公正的人,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心耿耿就是为了得到在适当时候继任他的上司这一酬报。他极端仇视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气,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加尔文(奴性往往超过创造精神)。他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言论,从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恶的荣耀者”的名声。“良心的自由是恶魔的教条。”要消灭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剑去摧毁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独立思想的人们。特·贝齐宣称:“无论怎样残酷,暴政总比让人随心所欲好……异端不应受到惩罚的论点,和杀长弑母不应处死的论点同样地荒谬。因为异端之罪千倍于杀长弑母。”读者可以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中判断出这一小册子在对“比利斯主义”的讨伐中已堕落到何等残忍和愚蠢的地步!什么?难道要按“伪装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们以人道吗?不,教规第一,人道第二。教义现正处于危险存亡之秋,作为宗教领袖,绝对不可让步而鼓励仁慈。因为这种仁慈将是“恶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这儿(不是最后一次),我们遇上了好战的理论——“残酷的人道”。特·贝齐说,人道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因为人类只能通过钢铁一般的教规和毫不宽容的严格,才能走向理论上的目的。“我们不能宽容那几条贪食的狼,除非我们准备飨它们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实为残酷是最可耻的。”就这样,特·贝齐狂热地执意要消灭比利斯主义者,他继续恳求当局“用道德的利剑打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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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利奥富于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声祷告,祈求最终结束这一兽性的屠杀,现在,日内瓦的那位牧师受仇恨的驱使(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恳求那同一个上帝让屠杀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并赐予基督教的领袖们以宽宏大量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去灭绝那群乌合之众。”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杀戮灭绝了他们,也不能满足特·贝齐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要被处死,而且在处死他们时一定要尽可能地缓慢,使他们感到痛苦。他用虔诚的呼喊预先为每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辩护:“如果要按照他们犯罪的程度加以惩罚的话,我认为很难找到一种恰如其分处死的方式来严惩他们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无论谁,读到如此为神圣的恐怖而辩护的赞歌、为野蛮行为而辩护的残酷论点时,都会感到恶心。但我们还是得把它们牢记在心吧,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新教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任凭自己让日内瓦人的仇恨和狂热所驱赶,去建立一个新宗教法庭;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到那些有思想的人们在向这些疯狂挑衅对是何等的勇敢,为了宗教宽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冒了何等大的风险。贝齐在进行大肆诽谤的同时又提出要求说,为了挫败宗教宽容这一可怕的思想,从此以后一定要把这一教义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比利斯主义”的辩护人都当作“基督教的敌人”来对待,因此要把他们当作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应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点来教训他们,无神论者和异端必须由地方当局惩处。”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和他的朋友们必然知道,如果他们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继续为象塞维特斯那样的歹徒辩护的话,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特·贝齐使他们明白了即使杜撰一个印刷地点和一个化名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受迫害。“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意图是什么……我警告你们时间还来得及,你们——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们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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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表面看来,特·贝齐的文章不过是学究式争论的一篇来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胁性言论却显示了它的实际意义。争取精神自由的卫道士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一次他们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危险之中。特·贝齐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义者”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会轻率从事,于是谴责后者是胆小鬼。这位日内瓦的牧师轻蔑地写道:“他这个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说了那么多同情和仁慈的话,就象这本书上所表现的那样,但他却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后才把头伸出来。”写这段话的人也许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会接受警告,谨慎地躲到幕后去;也许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奥会自行暴露。但不管怎么样,卡斯特利奥迅即应战了。事实证明,那日内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义,并系统地将它付诸实践。这一事实迫使卡斯特利奥(虽然是一个狂热的爱好和平者)公开宣战。他看到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开始。虽然米圭尔·塞维特斯已经死了,但除非把对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上诉,那第一次火刑的烬余木头将会被用来烧死上百个,不,上千个同样的人们。原来不过是一次孤立行动的谋杀,将会僵化成为一个原则。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虽然这一“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的、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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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仇敌的为人,也越来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尔文善于把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转化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的一开头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米圭尔·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那个人,约翰·加尔文提出谋杀的指控。他不让诡辩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论点,以一个有造诣的律师的精雕细琢的文风,为他所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约翰·加尔文今天享有大权,我只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为温和的气质,但是他最后重要的公开行动,却是一个血腥的死刑,继之以对一大群虔诚的人们进行威吓。那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厌恶杀戮的人(难道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依靠上帝的帮助,要使加尔文之心大白于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们带到正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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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维特斯为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日内瓦被烧死。火刑的教唆者是加尔文,本城大教堂的牧师。由于这一处决,掀起了许多抗议,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为对付这些抗议,加尔文出了一本书。看来此书是最巧妙地着过色的。作者的目的有三:为自己辩护、攻击塞维特斯、并证明处死塞维特斯是公正的。我建议对此书进行一次批评性的审查。根据加尔文经常好争论的作风,他很可能会将我形容为塞维特斯的一个学生,但我希望没有人会因此而误解。我不是为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要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我绝对不考虑讨论受洗、三位一体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手头甚至没有一本塞维特斯的书,因为加尔文把凡能到手的书全烧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塞维特斯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我至多只是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些与原则分歧毫无关系。我希望向每一个人讲明白这个嗜血成性已成疯狂的是怎样的一类人。我不会象他对付塞维特斯那样对付他。他判处塞维特斯火刑,并将他所著的、被认为是犯了罪的书付之一炬。现在,甚至在塞维特斯死了之后,加尔文仍继续漫骂他。加尔文在杀人焚书后,居然还有脸向我们提起这些书(当然是断章取义的),那好象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烧成灰,然后再邀请我们去参观各个房间里面的摆设。至于我,既不会烧死一个作者也不会烧掉他的书。我所抨击的书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两种版本都有。一种拉丁文,另一种法文。为了避免可能出现毛病,我将在每一句引文处注明章节出处,同时象原文一样标出对每一章节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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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讨论就再坦率不过了。在上述的书中,加尔文毫不含糊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卡斯特利奥象一个检察官利用被告的证物一样,利用了这本可以为大家理解的“展览品”。卡斯特利奥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尔文的书,因此没有人能够说批评者伪造了或篡改了他对手的观点,或者怀疑批评者删节了加尔文的原话。这样,对塞维特斯的这次审理就要比日内瓦的第一次审理要公平得多:当时被告被关在黑暗而潮湿的地牢里,证人均被拒绝,不许辩护律师出庭。卡斯特利奥决意让整个人造主义者世界自由地讨论塞维特斯案的每一细节,决心使其道德上的问题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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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基本的事实,不可能会有争论。那个人,当被火焰吞噬时,大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却由于加尔文的教唆,并得到日内瓦市行政会的同意,而被残酷地处死了。卡斯特利奥继续问道:“米圭尔·塞维特斯真的犯了什么罪?既然约翰·加尔文并没有掌握政治大权,而只掌握了教会大权,那么他怎么能够把这纯粹是神学上的事务移交给市行政当局呢?日内瓦市行政当局有什么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塞维特斯呢?最后,又根据什么人的许可、根据什么法律或成文津把这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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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肯定米圭尔·塞维特斯犯了什么罪,卡斯特利奥查阅了档案记载和加尔文的陈述。卡斯特利奥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维特斯由于受某种无法解释的、刻意标新立异的渴望所驱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书”。于是,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这导致他(塞维特斯)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的基督教会教义所表达的方式。卡斯特利奥回击说:“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就是唯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断的解释,因此就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么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难道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那些福音派教会的头头们除了要确立一个重新解释《圣经》之权外,他们还在忙些什么呢?难道加尔文本人和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以这样的方式重建教会而努力的人们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断的吗?”不单是加尔文自己表现了对革命的过分热中,而且他在这方面过多的作为给别人以走得太远而已濒临危险的印象。在十年的进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会在六个世纪来所作出的更多。加尔文,作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无权在新教教会范围里把作出新的解释诬蔑为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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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尔文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就使卡斯特利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授权加尔文去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当然,加尔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不跟着他唯唯诺诺的撰稿者都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而且阻止他们发言。这表明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阐述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卡斯特利奥坚持认为,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的和有分歧的。“过分绝对地对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决,表现出好象我们参与了他最秘密的计划似的,那是放肆。还有,如果幻想我们能够肯定掌握诸如此类的事情,并幻想我们能清楚地代表它们,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它们是一无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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