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248760 这本书之“邪恶是因为塞进了错误”，它正是卡斯特利奥的新作。他已重犯旧的“错误”。看来，伊拉兹马斯式愿望已经无可药救了，竟然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当时，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开始取得血腥的收获。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新教徒在日内瓦人的煽动之下，拿起武器反抗天主教徒。好像卡斯特利奥能预见圣·巴塞隆美日的大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一样，在那危急时刻，他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说明那样的血洗是无益的。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他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是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违心的迫使”。心地狭窄、嗜血成性的狂徒们试图继续不断地压制良心。然而，正像卡斯特利奥接着表明的那样，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和荒谬的。像这样的拉伕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致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依靠算术上弄虚作假的代价来获得改变宗教信仰者，只能使得真正的信徒和外界同样地被骗罢了。卡斯特利奥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希望最大可能地赢得那些游移不定的支持者的人，很像是一个笨人。他有一个大酒桶但只有很少的酒，为了有更多的酒，他把桶装满了水。结果，酒没有增加，反而把笨人原有的好酒给糟蹋了。那些认为被迫立誓信奉某种宗教的人，真的像他们宣称那样已经信奉了那宗教的观点，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让他们自行选择的话，他们会说：‘我真诚地相信你们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而你们强迫我立誓信奉的却是虚假的。’坏酒不能靠强迫别人喝它而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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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62 因此，卡斯特利奥有力地、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了他的信心：宗教的不宽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只有通过宽容才能实现和平。一种哲学或一种宗教不能依靠拶刑、战斧和大炮去建立，只能依靠影响别人，使他们不受强迫地去接受一种信念；只有依靠真正的了解，才能避免战争并把思想连结在一起。因此，让我们任凭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成为新教徒吧；那些确实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继续当天主教徒吧。既不强迫这部分人，也不强迫那部分人。在南特，在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者的墓上，敌对教义的双方达成了协议。而在之前的一代，一位寂寞而痛苦的人道主义者，却预示了南特法令的诞生。那法令使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让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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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64 在日内瓦，建议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说是视为滔天罪行的。其时，加尔文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拿起武器。没有比加尔文侵略成性的基督教会政策和卡斯特利奥的人道主义与和平建议更不协调的了。独裁者收紧了所有的线，以确保压制卡斯特利奥的《忠告》。信使很快地被派遣到界内各点，捎去给各新教当权者的忠告信。加尔文的组织是如此的有力，以致于在一五六三年改革教会的宗教大会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教会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信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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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66 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的“危险”著作没有流通之前，再一次成功地把它扼杀了。是的，书是被扼杀了，但是作者，这位沉着、坚定、反教义、反教条主义的哲学家，又该怎么对付呢？一定要结果他。不准他说话是不够的，一定要破坏对他的支持。西奥多·德·贝齐又一次应召使用绞索。他把《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辩护和非难的回答》一文奉献（虽然仅此一奉献）给巴塞尔的牧师们，说明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卡斯特利奥。贝齐暗示说：“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宗教的正义将要对付这个异端和异端们的朋友”，这位虔诚的神学家使用了大量诽谤性的语言，嘲骂卡斯特利奥为说谎者、渎神者、邪恶的再洗礼者、神圣教义的亵渎者、卑鄙的拍马者、不仅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而且也是一切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最后，他被诬蔑为刺客，他防身的武器是在撤旦铁工场中锻造的。说真的，贝齐一怒之下骂出来的话竟如此语无伦次，以致许多恶谥彼此对消了。但是从这火山喷发的激动中，清楚地暴露出要一举取消卡斯特利奥发言权的决心，如有可能，结果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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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68 狂热分子已经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打算把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押上审判庭。控告无耻地、不带一块遮羞布地公开了。一纸要求送到巴塞尔的宗教会议，要地方当局立即行动起来。卡斯特利奥将作为公敌而加以逮捕。但不幸的是出了一点小障碍，使得罪恶企图未能立即付诸实现。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如没有人向当局递交一份书面的起诉书，检察便不能开始。仅仅因为一本书持有不同的意见，还不足以构成检察的理由。显然，在这情况下，正常的程序是加尔文和德.贝齐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控告。但加尔文遵照他业经反复试验、被证明为有效的战术，宁愿留在幕后，而怂恿别人去承担责任。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对付塞维特斯所用过的方法，将是最合适的。一五六三年十一月，贝齐的书刚出版，就有一个全然没有资格、名叫亚当.冯.博登斯丁的人，以异端为借口，向巴塞尔当局用书面控告卡斯特利奥。可以断言，这个亚当·冯·博登斯丁，是最不适于扮演保卫正教的角色的人了。他是臭名昭彰的卡尔斯塔达的儿子。路德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把他从维滕贝格大学开除出来。此外，他又是确定无误的反宗教分子帕拉塞尔苏斯的学生。要他装腔作势地充当新教教会的栋梁，那是荒谬绝伦的。博登斯丁的起诉书不过重复了德·贝齐书上混乱的论点。在起诉书上，卡斯特利奥被形容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再洗礼者、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渎神者，再加上一个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不管控告是真是假，这一书面的控诉（这文件迄今未逸失），已符合了法律上的要求。现在巴塞尔当局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开始立案检察。加尔文及其同党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卡斯特利奥必须低头悔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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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70 卡斯特利奥就上述控告为自己进行辩护是很容易的吗？博登斯丁的热心过了头，他控告卡斯特利奥的罪状竟是矛盾百出，其荒谬是很明显的。何况在巴塞尔，每个人都知道卡斯特利奥为人无可指责。结果被告不是像塞维特斯那样，立即被逮捕、锁上链、坐进牢、被粗暴地对待，而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应传到评议会对指控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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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72 他宣称（事实如此）原告博登斯丁是一个被利用的稻草人。他坚持加尔文和德·贝齐是这一控告的真正教唆者，必须亲自出庭。“由于他们如此恶毒地攻击我，我真诚地请求你们给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如果加尔文和德·贝齐行为诚实，让他们出庭来证明他们控告我所犯的罪行吧。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做对了，就没有理由害怕巴塞尔的法庭。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在整个世界面前攻击了我……我知道，我的原告人是有权有势的，但上帝同样是非凡的，他对人审判不因人的地位而异。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名之辈，地位低微，比较不为人知。但上帝注视着低微者，如果低微者的鲜血因不公正而流出，他会要求赎罪的。我承认法庭的裁判权。我宣告，如果我犯了任何一条被控的罪行，我当用头颅作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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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74 面对如此坦率的要求，加尔文和贝齐不愿照办。他们不出席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看来这恶毒的控告将归于失败了。但卡斯特利奥的敌人们却突然得到意外帮助。出现了一些事情灾难性地支持了怀疑别人是异端的人，他们认为将卡斯特利奥与异教徒联系起来对己有利。一件怪事被揭发了。有一个富有的外国人，表面上出身贵族，在巴塞尔行政区宾宁根的别墅住了二十多年。人们都知道他是琼·达·布鲁格斯。他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深受敬爱。他死于一五五六年，巴塞尔人倾城出动参加了大规模的葬礼。灵柩安放在圣·伦纳德大教堂的地下室。很多年过去了，一个几乎不可信的消息开始流传。它断言这卓越的外国人不是贵族或商人，而是一个不名誉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大异端，《奇书》一书的作者大卫·乔里斯。当屠杀再洗礼教徒时，他神秘地从佛兰德失踪了。当巴塞尔人听到，他们在此人生前死后都给予如此殊荣的，却是一个真正信仰的敌人！在大为羞愧之余，为赎回他们对骗子的好客和信任，当局庄严地审判了那早已死去的罪犯。异端的尸体被挖掘，腐烂的碎片在广场的断头台上悬挂了几天。之后，连同一大批异端著作，在巴塞尔市场焚烧了。数千观众目击了那可厌的场面。在这中间，当然有卡斯特利奥，他和大学里其他的教授们并肩站在一起。试想象一下他的感受吧。大卫.乔里斯在流亡巴塞尔期间，同卡斯特利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共同携手，试图救助塞维特斯。看来乔里斯是马蒂纳斯.贝利奥《论异端》匿名作者的一员。这一点多半已可肯定，卡斯特利奥从来不曾相信过那宾宁根别墅的居民会是普通的商人，像那流亡者自称的那样。他必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称是琼·德·布鲁格斯的真姓实名。无论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和在著作中都表现出宽容的卡斯特利奥是永远不会扮演告密者角色的，也不会拒绝向一个人伸出友谊之手，虽然乔里斯已被全世界的教会和地方当局所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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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76 卡斯特利奥和那最臭名昭彰的再洗礼教徒可疑关系的被揭露，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支持了加尔文主义者的告发。很明显，卡斯特利奥事实上是某个大异端教徒的保护人和恩主，那么为什么他不会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呢？祸不单行，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证明，说卡斯特利奥同另一邪恶的异端伯纳迪诺·奥基诺过从密切。此人一度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士和卡浦金斯的代理主教，因布道而在全意大利享有声誉。奥基诺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门，亡命瑞士。但即使在那儿，在他成为改革教会的牧师以后，也因其观点的进步性质而引起了惊诧。特别是他最后的一本书《三十次对话》包括了对《圣经》的一种解释，是在新教徒世界被当作为渎神的。因为伯纳迪诺·奥基诺引用了摩西律，认为多妻制（虽然他还不敢建议）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圣经》是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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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78 这一本书是卡斯特利奥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的。它采纳了上述诽谤性的论点，表达了其它许多正统教会认为是不能容认的观点。这异端论文是以拉丁文形式付印的，因此，卡斯特利奥无疑要对扩散那最“可憎”的观点负责。对奥基诺已经提出了诉讼，在当前的情况下，翻译者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是同伙，该受到与那意大利作者同样的谴责。就这样，加尔文和德·贝齐不间断地含糊地指出，卡斯特利奥是最危险异端的中心。这一断言，因卡斯特利奥和大卫·乔里斯、伯纳迪诺，奥基诺亲密关系的被揭露而被大为肯定。不能再指望巴塞尔大学会继续对这样的人伸出保护之手。卡斯特利奥的案件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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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80 一个提倡宗教宽容的新教徒，能指望从当时主张不宽容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从他的朋友伯纳迪诺·奥基诺的下场想必该知道了——虽则后者直到卡斯特利奥去世，他的罪还没有受够。奥基诺一度是从意大利到苏黎世避难的牧师。他被苏黎世驱逐出境，当局甚至不同意他延期的恳求。他已七十六岁，贫困，新近丧妻，但没有人怜悯他的不幸。虔诚的神学家们乐意让他携带着他无辜的孩子们重新流亡。时值隆冬，山路积雪。他的敌手们认为情况越坏越好。如果那不幸的老人死于路边，他们会感到高兴。喔，他总得在世界的什么角落找一个栖身之所。那些放逐他的狂徒们决定在路上设置种种困难，免得好心人过份向他和他的孩子们供应温暖和庇护所。他们赶在他前头写信，警告那些好心的基督教徒，要将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拒之门外。他一定要受到像麻疯病患者那样的待遇。年老的学者像一个乞丐似的离开瑞士。在雪中挣扎上路。夜宿厩棚。他掉头向北，横穿德国到纽伦堡。那里的新教徒们也对他进行了警告，但允许他住一段时间。他最后的希望是能在波兰找到一些好心人，能给他和他的孩子们以生计和庇护所。但即在波兰，不宽容分子对他也太过份了。他逃到摩拉维亚，在一五六四和一五六五年之交，在赤贫中死去。他像乞丐一样被埋葬在一个被遗忘的坟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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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82 卡斯特利奥开始知道他的朋友奥基诺所遭受的长期苦难中的较早一段，他知道自己也可能会有同样的下场。他将作为异端而被审讯。他本人唯一的罪行是太仁慈。在如此普遍不人道的时代里，他不能期望人道，又不能期待同情。塞维特斯的保护人也有可能遭到塞维特斯同样的命运。十六世纪的不宽容已把扼杀者的手卡在最危险的人——主张宽容的使徒的喉咙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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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84 但是，很幸运，那些狂徒们所盼望的至高无上的胜利——亲眼看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或在火刑柱上毁灭，却未偿所愿。死亡把卡斯特利奥从残酷的敌人手中拯救了出来。由于长期过劳他强健的体格被损坏了。他已无力去抵抗那么多的忧患，那么大的激动了。一直到最后，他勇敢地，虽然是徒劳地作战着——在大学里，在书斋里，他一直继续斗争。最后他被迫卧床。他得了不能控制的呕吐症，直到他负荷过重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逝世，卒年四十八岁。诚如一个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过去以后所说的那样：“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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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86 他的死结束了那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们最后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是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他财产之少说明了这伟大的学者是何等的贫穷，屋子里没有留下一小块银器碎片。他的朋友们得提供丧葬费，代他还清零星债务，扶养他的孩子们。就像作为无耻的异端控告一事的补偿那样，卡斯特利奥的葬礼是道德的胜利。在他被控告为异端以后，那些胆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现在急于要表明他们是何等爱他和尊敬他。葬礼中灵车后面紧跟着大学里所有的成员，灵枢由学生们扛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上面镌了这样的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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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88 “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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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95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 [:1701248171]

1701248796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 第九章 两极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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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798 度过动乱骚动的年代，雨过天晴，苦尽甘来。经历了各种战争的创伤，不幸即止，和平将来。但在这服丧期中，有人痛苦，亦有人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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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800 ——玛格丽特，达·奥特丽区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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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802 看来斗争已过去了。加尔文除掉了卡斯特利奥，摆脱了这唯一具有杰出智慧的敌手，同时，也使得他的在日内瓦的政敌们钳口结舌。这位独裁者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发展他的政策。独裁者们一旦克服了早期不可避免的危机以后，往往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巩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象人的机体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不舒服以后，就适应了新的物质环境。因此，国家同样能适应新的统治方法。那老一代人经常痛苦地把现存政权的暴力和他们记忆中很久以前较为好过的日子进行比较，过了一阵子，他们都死去了。青年一代人没有那样的回忆，在他们认为当然的新的传统中成长。在一代的过程中，他们被一种思想决定性地限制着。这样，经过二十年加尔文的僧侣政治，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独裁者的新十诫，从神学概念发展到形成实体。客观他说，我们得承认这位组织者非凡的能力，他深思熟虑，从一开始取得胜利以后，便着手工作，使他的体系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他建立了钢铁般的秩序而使日内瓦成为行为方面的典范。宗教改革的成员们从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如此可钦佩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已。姑且承认，僵死的教规和斯巴达式的坚韧业已建立并推向全面，即使它的代价是单调代替了生气勃勃和多样化，毋庸置疑的精确代替了快乐也罢。但是，作为回报，教育在人文科学中被提高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不仅带来了第一个新教文化中心，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类似“耶稣会”（由他以前的学生洛约拉创办）的团体，实行同样的逻辑教规，同样的钢铁意志。教士们和神学家们用第一流的神学武器装备着，日内瓦派遣他们到各地传播加尔文教义。这位大师早就下定决心，他的权威和他的教诲不能仅仅限于这一瑞士城市内。他的权力欲迫使他把统治遍及大陆海洋。他希望欧洲，不，希望世界会接受他极权主义的制度。苏格兰已在他的掌握之下，那多亏了他的使者约翰·诺克斯；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丹麦以及德国的一部分已经渗透了清教徒精神；在法国，胡格教派正集会以作决定性的一击。如果时来运转，《原理》可能成为全球的基本原则，而加尔文主义可能成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和行为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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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804 这样一个胜利势必决定性地改变欧洲的文化，表明在加尔文主义的印记所到之处很快就成为至高无上。日内瓦教会所及之处，它都有力量加强它所渴望的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独裁统治（即便这种统治是短暂的也罢），一个特殊的印记就打在国家的生活之上。公民们或臣民们乐于“纯洁无暇地”执行他们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被驯服归化，直至被控制得井井有条；生命呈现阴郁单调的色彩。一个坚强的性格是那样有效地使自己在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朽，直到今日，在那些加尔文主义曾占优势的城市里，过客在大街上还能认出它持久的影响，诸如表现在举止方面的克制，在衣饰上的不修边幅，行为上的不拘小节，以至在建筑风格方面的庄重。加尔文主义煞费苦心，在影响所及之处，抑制个人主义冲动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每个人成为典型的好仆人，成为持久从属于社会的人———言蔽之，成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典型的一员。这样断言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没有其它的因素能象加尔文主义那样有力地推进促成产业主义成功的绝对服从要素。因为加尔文主义对青年反复灌输是诸如宗教责任，毫不迟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机械化。切忽忘记，一个国家总是通过决心组织其臣民才能增强其军事力量的，那些艰苦卓绝、坚韧顽强的航海家和殖民主义者们，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征服并开拓新大陆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些世代的清教徒帮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从毕伽来的教条主义传教士们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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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806 毫无疑问，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四百年前，伊拉兹马斯逝世；日内瓦决定全部按照福音和上帝的旨意生活；加尔文第一次莅临日内瓦），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著名的“教规”并未以其最犀利的形式在新教的全欧洲成功地建立起来。由于仇视美、快乐以及生命本身，加尔文主义者对光辉浩瀚的生命和艺术上豪华的挥霍大发脾气。他们的制度苛刻而有秩序，对创造性的表演设置禁令，对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在文明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也曾被如此统治过。正如在以后的几世纪中他们在日内瓦阉割艺术；正如他们控制英国后迅即把精神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莎士比亚剧院践踏在地；正如他们清除了教会里的图画和雕塑艺术，以反复灌输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人间欢乐的代替品。就这样，在整个欧洲，他们规定：热情只在以一种虔诚的形式，把人类引向上帝时才能予以宽容。其它的热情表现形式是作为反对他们对摩西律的说明而必须严加谴责的，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这世界将变得何等的稀奇古怪。欧洲精神会经历衰退，会自行满足于神学上的无益而琐细的分析，再也不会有永无止境的自身发展和转变了。因为，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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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48808 值得庆幸的是，正如非斯巴达的希腊人不会向斯巴达式的严厉就范一样，欧洲不允许其本身教规化、清教徒化、“日内瓦化”。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的一小部分取得胜利，而且，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加尔文的神权统治不能长期强加于任何国家，当独裁者一死，顽强的现实就把他要实行的毫不宽容的“教规”缓和下来。到最后，事实证明，温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条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过了强加的镣铐，冲破了所有的束缚，缓和了所有的严酷。正象一块肌肉不能无限期地处在紧张状态，或者一种激情经常持续地白热化一样，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统治不能永远保持它无情的激进主义。它甚至很少能持续到一代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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