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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历史资料中，很少精确记载宗教哲学文献及人物等的年代。这和印度古代其他一般的文献及人物等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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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历史比较关注的人一般都知道，古代印度历史上的许多文献、人物、事件的确切年代往往是不清楚的。这与中国和欧洲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是又多又详细，人物和事件等的年代多有明确记载。欧洲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保存虽不及中国完备，但依据本国或本地区保存的史料来描绘出自己历史的基本行程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印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关于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的君王的年代的不同说法甚至能相差几百年，至于一般的人物或文献的年代模糊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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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宗教哲学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如同要搞清楚印度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的年代问题是很困难的一样，要想判定古代印度宗教哲学中各派的创始人、主要经典等的确切年代也是很困难的。关于印度宗教哲学各派的古代主要经典的确切产生年代现在一般都没有最后定论，因为有关资料中关于各派创始人或根本经典的作者等的记述都近于传奇或神话。如关于数论派和胜论派的创始人，一般的印度宗教哲学史料都把他们说成是仙人，并作了一些离奇的描述。关于数论派的创始人迦毗罗，《金七十论》卷上记载说：“昔有仙人，名迦毗罗，从空而生。”关于胜论派的创始人优楼迦(8)，《百论疏》卷上之中说：“优楼迦，……此人释迦未兴八百年前已出世，而白日造论，夜半游行。”这类记载无法让人作为历史来相信。再如关于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或统一的说法，因为资料的记载和不同地区的传说有很多种(9)。耆那教亦是如此，关于其创始人情况的记述也很乱。耆那教最早的经典“十四前”已失传，而现存经典“十一支”(10)还不为所有教徒承认(11)，至于最早经典的年代就更无从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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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的主要经典、人物、事件等的确切年代由于史料缺乏记载，因而含糊不清，但在进行研究时还是要划定一个大致的时间，作为进行考察讨论的基础。因为如果一个要研究的文献或人物等如果完全没有年代范围的话，就很难对其进行评述了。国际学术界在印度宗教哲学的原典及其主要作者的年代考证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始终统一不起来。关于一个经典或一个人物的年代的判定，不同学者的看法甚至能相差数百年。在进行这种年代的考证工作时，学者们所得出的结论多数是确定一个尽量小的时间范围，很少指明精确的时间。例如对于婆罗门教系统中六派哲学的派别形成年代的研究即是如此。不少学者(12)在研究这些派别的产生年代或根本经典及其作者的年代时往往划定三个时期：一是派别基本思想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独立的派别尚未完全形成，但已出现了与此派后来理论体系有关的先驱思想）；二是有关派别根本经典的最初部分的形成时期（现存印度宗教哲学的许多古老经典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既有最初形成的部分，亦有后人追加的部分。根本经典最初部分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该派的正式形成时期或该典最初作者(13)的生存时期）；三是现存根本经典定型时期（即根本经典出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后人追加过程，最后定型的时期。现在人们看到的各派的根本经典即是此时形成的）。这种判定方法得出的文献或人物的年代虽然也没有精确到某一具体的年份，但根据现有资料的情况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尽管有关研究结论仍有不少推测的成分，但它毕竟给了我们一个研究对象的大致时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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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古代对历史年代的确切记载极少，还由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在印度没有保存下来，因而编写印度历史必须大量使用古代希腊、罗马、中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古代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特别是中国的史料，对编写印度史十分重要(14)。在确定印度宗教哲学文献等的年代时，中国的史料有宝贵价值。例如，上面我们提到，印度古代不少宗教哲学的文献、人物等的年代现只能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划这种范围也需要一些史料根据，而且，范围划得越小越有意义。在中国史料方面，汉译佛典及关于汉译佛典年代等的记述对于考证印度古代宗教哲学文献等的年代极有价值。因为在划定一部经典的产生年代的范围时，翻译年代是确定其在印度产生年代下限的重要参考依据（一部经典不可能在其被翻译时还未出现）。而汉译佛典及一些中国佛教僧侣对所谓“外道”(15)经典中有关理论的破斥也有助于推测有关经典的存在年代。这类史料虽然多数也不能用于确切推论出有关文献或人物的精确年代，但对于缩小所推测年代的范围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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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遗址（1921—1922年开始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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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类神像中有“赤陶母神”、“瑜伽男神”、“树木女神”等。参见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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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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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上这种佛教历史时期的划分是大致的，实际上各时期在时间上是有交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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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黄心川著：《印度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0页；参考黄心川著：《印度近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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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指信众的人数和影响的范围，不指佛教研究。近现代印度对佛教研究还是很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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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D．恰托巴底亚耶著：《印度哲学》（黄宝生、郭良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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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数文献作“迦那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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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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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为“十二支”，一支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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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耆那教有白衣和空衣两派。白衣派认为“十一支”是教祖学说的真传，而空衣派则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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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尤其是一些日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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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般也就是该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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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许多重要情况（国名、国王名等）在印度保存的史料中根本没有提及。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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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佛教称其他派别或不合佛教正统思想的派别为“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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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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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著：《印度哲学宗教史》（高观庐中译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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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恰托巴底亚耶著：《印度哲学》（黄宝生、郭良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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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心川著：《印度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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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心川著：《印度近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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