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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哲学概论 一、印度近代哲学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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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哲学与古代宗教哲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亦有重要关联。它是在继承、改造印度古代宗教哲学和选择、吸收西方近代文化(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印度近代哲学的特点就主要体现在继承、改造与选择、吸收这两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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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的继承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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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在进入近代后,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与古代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古代宗教哲学对近代哲学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印度古代哲学的流派为数众多,大致来说,有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和非婆罗门教的流派(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两大类。这些派别的理论对近代印度哲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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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对印度近代哲学的影响最为广泛深刻。在这些派别中,吠檀多派和瑜伽派的影响则更为突出,特别是吠檀多派,几乎所有的印度近代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它的思想。如近代印度最早的启蒙思想家罗易在给其创立的宗教与社会改革团体(梵社)取名时就用了吠檀多派哲学的中心概念——“梵”。辨喜在评价各类哲学形态时,把吠檀多派的不二一元论看作是最完美的学说。奥罗宾多·高士在论述其哲学理论时亦认为“绝对者”就是梵。梵是遍在的,一切相对的东西都作为其形态或运动存在。瑜伽派的学说在古代为顺世论外的其他各哲学流派所采用,在近代仍保持着广泛的影响。辨喜的宗教导师罗摩克里希那就极为注重瑜伽的修持方法,把进入无分别三昧的过程看作是体验神或绝对无差别的实在的过程。辨喜受其影响,把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都冠以瑜伽的名称。奥罗宾多·高士虽然受西方哲学与科学很大影响,但仍把瑜伽看作是达到解脱的一种根本方法。他本人就是一个瑜伽行者。在婆罗门教哲学流派中,除吠檀多派和瑜伽派外,数论派和正理派亦有一定影响。由于数论派是瑜伽派的哲学基础,因而推崇瑜伽的思想家重视数论学说就是很自然的。无论是辨喜还是奥罗宾多·高士都对数论派的学说进行了分析。辨喜本人虽然推崇吠檀多派的不二一元论,但也认为二元论是印度最大多数人通常所具有的立场。这样,辨喜在实际上就把古典数论的带有二元论性质的理论看成了一种很自然的学说。辨喜在表述其认识论等方面的学说时亦较多地借鉴了数论派的思想。奥罗宾多·高士在研究瑜伽学说时,同样细致地考察了数论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三德”(萨埵、罗阇、多磨),论述了三德的意义、作用及相互间的关联等问题。正理派是印度传统逻辑学说的重要代表,在19世纪的印度近代启蒙思想运动中仍有影响,一些思想家就曾把正理派的逻辑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进行比较,指出二者的异同(1)。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中的弥曼差派和胜论派与这一系统中的其他四派相比,对近代印度哲学的影响要小些,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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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代哲学中非婆罗门教系统的流派对近代哲学也有影响,只是相对婆罗门教系统来说影响要小得多。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在印度国外影响极大,但在印度本国历史上则一般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近代印度的影响则更是微小。19世纪,印度虽有所谓佛教复兴运动或改信佛教的运动,但参加者中多为下等种姓,人数与印度教信徒相比微乎其微。当然,近年印度学术界对佛教的研究还是很重视的,设立了不少研究机构,出版了不少佛典及研究著作。然而这与信仰是不同的。耆那教对近代印度哲学的发展亦有影响。不少思想家就是耆那教信徒,他们也积极开展了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反对传统宗教中的偶像崇拜等愚昧现象。一些著名近代政治家就十分重视耆那教的学说,如甘地政治理论中的“非暴力”原则即是直接受耆那教学说影响的产物。顺世论在近代印度亦保持着微小的影响,如此派学说曾为19世纪的一些锡克教徒所信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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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哲学家在继承先前的思想或哲学理论时,虽然很注重领会古代圣典的精神实质,但在许多方面也作了发展。如近代哲学家在吸取吠檀多派乔荼波陀和商羯罗的不二论时一般都否定或修改他们的摩耶说。摩耶说尽管在古代就有人(如罗摩努阇)反对,但它毕竟是当时各种关于世间现象本质的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而近代哲学家在继承吠檀多派的梵一元论时几乎都在实质上否定摩耶说。再如,近代印度著名的哲学家一般都很重视“瑜伽”,但他们所宣传的瑜伽已与印度古代以瑜伽派的理论为主的瑜伽学说有很大差别。印度古代的瑜伽是一种由种种修持手段组成的追求精神统一的方法。而在近代哲学家那里,瑜伽的范围则要宽得多。如辨喜的所谓瑜伽实际上指的是他的学说的各个主要方面,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哲学学说、身心锻炼等等。奥罗宾多·高士的瑜伽亦有他自己的特定内容,包括所谓“超心的瑜伽”、“充足的瑜伽”、“全体的瑜伽”等等(3),对印度古代的瑜伽作了许多重要的发展。再有,印度古代的有神论思想很有影响,在婆罗门教演化为印度教后,对神的崇拜更是盛行于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近代印度的哲学家通常都承认神的存在,仍旧把古代吠檀多派哲学中的梵或最高我当作神,但却反对印度教中的偶像崇拜,他们实际上把传统宗教中的人格神改造发展为一种理性的神。此外,印度近代的许多哲学家在继承古代传统时,已开始跳出单独追随某一教派学说的局限,而是希望建立一种能融合各家思想的体系,建立一种普遍的宗教或人类的宗教。印度近代的许多哲学家在继承古代哲学流派有关“人”的学说及社会伦理思想时,明显掺入了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此为理论根据,反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愚昧、落后的现象。显而易见,印度近代哲学家对古代宗教哲学的继承是一种改造后的继承。这种改造后的继承也就是近代哲学家对古代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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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西方近代文化(哲学)的选择和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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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哲学也具有受西方近代文化影响的明显特征。这种影响最重要的自然是来自西方的哲学(主要是欧洲近代哲学),它随着其他西方文化思想一起进入印度,并逐步在印度思想界发生影响。在印度的大学里开设西方哲学课程是这一哲学在印度思想界传播的重要方式。加尔各答大学的希拉罗尔·哈尔达勒(Hiralal Haldar)是印度较早讲授西方哲学课程的学者,他曾系统介绍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并著有《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ism)。此外,随着近代印度出版业的发展,许多思想家可以不很困难地了解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想。因此,在许多近代印度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或体系中,明显可以找出西方哲学的痕迹。如近代印度的一些思想家把印度教的人格的神改造为理性的神,这多少受了欧洲哲学史上的自然神论的影响。奥罗宾多·高士哲学体系中的进化论学说一方面受到了欧洲近代科学中进化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显然是还受到了黑格尔学说的直接启发。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描写为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的,并力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而奥罗宾多·高士则考察了“内在的世界”的内部结构和它向“超越的世界”(本体界)的进化过程,亦把世界看作是处于运动和发展中的。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再如,薄伽万·达斯在表述其哲学观点时就分析参考了欧洲近代的不少哲学家的理论,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费希特的“自我与非我”的观点、黑格尔的“存在是无”的命题等,并且把其与印度传统的宗教哲学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对诸种科学的分类的设想(4)。薄泰恰里耶在哲学理论上也受康德学说很大影响,认为有一作为事物自身的“物自体”,并借以论证商羯罗的不二一元论的正确性。另外,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实际上也对印度近代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中的许多思想家或哲学家有很大影响,这无论从他们在这一运动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还是从他们所阐述的哲学理论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近代印度的哲学家在整理和编写本国的哲学史时亦受到西方哲学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哲学史的阐述方法上,也表现在对哲学概念的解释上。印度近代出的许多本国哲学通史类书几乎没有哪一本不借助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来解释印度哲学固有的概念;几乎没有哪个哲学史家不参照西方哲学中所设定的哲学史研究范围来选择印度哲学史所考察的对象。在印度近代哲学的发展中,要找出完全没有受西方哲学影响或启发的重要哲学家或思想家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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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近代的哲学家大量吸收了西方哲学的内容,但这种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吸收,仅吸收他们认为正确或有用的东西。例如,希拉罗尔·哈尔达勒虽然极为推崇黑格尔的学说,把黑格尔的主要观点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但也不是全部接受黑格尔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吸取黑格尔的思想时做了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实在观念论”(5)。薄泰恰里耶对康德的学说也是既有吸取,亦有排除,他承认康德所说的“物自体”的存在,但反对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能被认识的观点。奥罗宾多·高士关于世界进化的理论虽然受了近代西方科学和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发展变化学说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一种在基本哲学观点上的启发性影响。奥罗宾多·高士吸收的不是黑格尔学说的整个体系,他的世界进化哲学体系中所包含的内容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发展学说中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大差别。另外,印度近代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世间万象的背后有一绝对者或最高实在,他们在描述这种绝对者或最高实在的特性时常常借用西方哲学( 特别是德国的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的“最高实在”或“绝对精神”的特征,但同时也借用印度古代传统宗教哲学(如吠檀多派商羯罗等人的哲学)中的有关描述。从这两方面的借用中可以看出,印度古代哲学的成分还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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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哲学的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近代思想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不能忍受西方的殖民统治和西方文化的全面渗透,这时他们要坚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哲学;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国家的贫穷与落后,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成分,这又使他们在其哲学体系中融入西方哲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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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哲学概论 二、近代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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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对印度进行的殖民战争和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改变了印度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对印度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洲(英国)人来到印度后,他们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设备与印度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近代文化的勃勃生气与印度传统文化的僵化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的强烈反差及殖民地地位的屈辱感给印度一些有较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以极大刺激。他们开始思考,开始觉察到印度传统宗教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弊端,并努力寻求使印度摆脱贫穷落后及屈辱地位的方法。这就促成了印度近代的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在这个运动中,罗易、狄洛吉奥和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是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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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am Roy,1772—1833)是印度近代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孟加拉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早年曾学习过多种语言,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有较丰富的知识,后在巴特拿学习了西方哲学和文学。著有《耶稣的教训——和平与幸福之引导》(The Precepts of Jesus,the Guide to Peace and Happiness)、《一神论者的赏赐》(Tuhfatul Muwabbiddin)、《罗易英文著作集》(The English Works of Raja Rammohan Roy)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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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的哲学思想是和他的宗教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有一种作为根本因的“最高实在”,这个最高实在即是神(梵)。但他对神(梵)与世间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与印度古代吠檀多派哲学家商羯罗的解释不同,他认为虽然神(梵)是世间现象的根本因,但世间现象亦是实在的,并有着构成自身的物质原因和自身的规律。罗易虽然同意把神作为哲学上的最高实在,作为“本原”,但却强烈反对把神作为一种人格化的实体来崇拜。他主张对印度教进行改革,要求排除印度教中的偶像崇拜成分;他主张破除印度社会中的种种陋习或愚昧现象,如寡妇焚身殉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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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在向国人介绍欧洲先进的思想、普及近代教育、倡导印、西交流的同时,亦主张要复归印度的传统精神,推崇印度古代的所谓“纯粹宗教”。1828年,他创立了近代印度著名的宗教改革团体“梵社”(Brāhma Samāj)。在这一团体中,他聚集了一批在推行宗教与社会改革方面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敬奥义书,信仰印度传统哲学中的“梵”这一最高实在,反对偶像崇拜,反对殉葬、童婚和男女不平等。与罗易同时及在他去世之后的梵社的主要成员或指导者有:德瓦尔克那特·泰戈尔(Dvarkanath Tagore 1794—1846,诗人泰戈尔的祖父)、德宾特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1817—1905,德瓦尔克那特·泰戈尔的长子)、凯沙伯·钱陀罗·森(Keshab Chandra Sen,1843—1884)等人。罗易与其他梵社成员的哲学、宗教思想及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活动对近代印度人的思想启蒙有着重要影响。罗易本人被称为“近代印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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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维维恩·狄洛吉奥(Henry Vivian Derojio,1809—1831)是另一个近代印度的思想启蒙集团——“青年孟加拉派”的代表人物。这个集团比梵社略晚一些形成。他和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影响下,对印度宗教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愚昧与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痛斥。这个集团在思想启蒙方面提出的理论远比梵社的主张要激进,他们反对印度教的偶像崇拜更为彻底。直接宣传无神论的思想。“青年孟加拉派”通过办报、建学校、组织讨论会等形式努力传播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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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Dayānanda Sarasvatī,1824—1883)是印度近代宗教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中的又一重要先驱人物。他生于西印度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少年时即对宗教问题感兴趣,后对神的偶像发生怀疑。曾在印度许多地方游历。主要著作有《真理之光》(Satyartha Prakask)等。在哲学与宗教上,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认为梵是伟大的神或最高者,是渗透全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实在、意识和欢喜的人格化。他把吠陀看作是智慧和宗教真理的宝库,认为吠陀是神的语言,有绝对的权威。1875年,他创立了“雅利安社”(Arya Samāj,意译“圣社”)。这是一个带有复古色彩的团体,但其主要倾向仍是要进行宗教与社会改革。它反对印度教中的偶像崇拜,反对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成员的隔离,反对童婚等愚昧的社会现象。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力主通过向印度古代的复归来进行宗教等方面的改革,以促进社会面貌的改观,但也并不盲目排斥西方的思想,他曾比较印度与欧洲的习俗,指出欧洲文明的长处。他与“雅利安社”的主张和活动在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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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狄洛吉奥、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等人开展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对促进印度进入世界近代社会起了重要作用。这一运动的开展必然要求发起者与参加者提出明确的理论来作为指导运动的思想基础。这是促使近代印度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但由于这一运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印度当时不具备提出系统哲学理论和出现伟大哲学家的条件。随着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在印度思想界出现了一批有很高造诣的哲学家。他们是印度近代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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