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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混沌时代，冷酷无情的猎人更深谙黑暗捕食之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些拥有预警能力的猎人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病态者，还有待商榷。要确定这一点，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尚且不能真正了解精神病态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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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原始时代，收获最丰富和狩猎技术最高超的猎人，并不是最嗜血和最强势的人。相反，他们最冷静，心思最敏锐。他们能够感受猎物的心思，看透猎物的内心，能够准确地预测出猎物构思巧妙的躲避路线和逃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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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弄清个中缘由，我们只需观察一下婴儿蹒跚学步即可。直立行走让人具备了流线型的身躯，预示着人能够更高效地移动，也使得我们的祖先摆脱了四肢爬行的局限，能够更长时间地从事捕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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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穷追狩猎”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羚牛和羚羊轻轻松松就可以跑过人类，在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观察它们奔逃时留下的线索或者猜测它们的心思，来准确地预测出它们要去哪儿，那么你的速度就可以比它们快，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你就可以提高生存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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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捕食者”具有很强的共情心，他们怎么可能是精神病态者呢？如果对于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一件事，精神病态者无动于衷，严重缺乏对他人的理解，那么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对此认知神经科学也许能够提供一点帮助，只是还需要借助一点伦理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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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170126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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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电车难题：我不在乎世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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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曾观察过精神病态者是如何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我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你不可不知的说服心理学》（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过一些格林无意中发现的有趣结果。比如，共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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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哲学家菲利帕·富特最先提出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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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电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五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身。幸好你可以扳动控制方向的拉杆，让电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五个人。然而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那个人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拉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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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容易做出决定。虽然扳动拉杆的后果算不上好，但功利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五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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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动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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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电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五个人困在铁轨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站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伟的陌生人。挽救那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电车，从而让那五个人逃过一劫。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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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账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一条命挽救五条命），但这次做出抉择使我们更谨慎，更紧张。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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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他认为，案例一属于“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是前额皮层及后顶叶皮层（特别是前扣带回皮层、颞极和颞上沟）中主要与客观体验有关的理性共情的部位，也就是主要负责推理和理性思维的部位。而案例二则属于“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着大脑的情感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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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病态者在遇到案例一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中的问题，精神病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推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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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清晰地反映了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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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14]，然后向你提出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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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精神病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病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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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里德·梅洛伊和肯特·贝利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区别出了“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我们观察别人时“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和冷冰冰地对别人的感受进行机械、客观的推算——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前者过于感性，精神病态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到了后一种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理性”而不是“感性”了：需要做出客观、冷静的判断；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符号处理，而不是情感共生——这也是老练的猎人和读心者都具备的认知技能。不仅在自然界中如此，在人类的竞技场上也是一样，但精神病态者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凭借一个共情引擎，就能比拥有两个共情引擎的人飞得更好。当然，这只是他们具有超强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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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宾·邓巴来说，区别出“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当然也是好消息。如果他不是在研究狂武士，你有时候能在莫德林学院的教员办公室里找到他。一天下午，在一间橡木凹室里，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环视四周的回廊。我跟他讲了电车难题及其所显示出的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之间的大脑差异，他对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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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维京武士大受欢迎。而狂武士也不是好惹的，不过他们不会做什么有损于他们声誉的事。他们也有自身的职责，即比一般的维京武士更残酷无情、更冷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给狂武士的大脑连接上脑部扫描仪，向他们提出电车难题，我很确定，得到的结果会与精神病态者的完全一样。那个被推下天桥的大胖子注定会名垂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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