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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些人被一条开往勒阿弗尔的拖网渔船拯救。他们最终抵达了费城，向美国地方检察官上诉。1842年4月13日，也就是这些人在冰冷的大西洋上死里逃生之后一年，一等水兵亚历山大·霍姆斯被指控犯谋杀罪而接受审判。他是唯一一位在费城被找到的船员，也是唯一一个因当时的“谋杀”被起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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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陪审团的一员，对于这个案子，你会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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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几年前，我做了一个实验，向40名大学男生提出这个问题。在这40名大学男生中，有20名精神病指数较高，其余20名精神病指数较低。实验给每个人三分钟时间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把思考结果写下来，以匿名的方式放进信封。通过这个实验，我得知了精神病指数与人们对这次事件的看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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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指数较低的20名大学男生中，只有一个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了裁决，其他人都还沉浸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而精神病指数较高的20名大学男生则无一例外地做出了裁决，并且结果惊人地一致：霍姆斯应该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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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170126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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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群体中的异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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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竭力想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主流道德规范，那么恭喜你，你是正常人。1842年4月23日，也就是审判首次开庭十天后，陪审团花了整整16个小时才做出最终判决，这个时间几乎与霍姆斯当年在海上的时间一样长。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霍姆斯行为的对错难以以道德来评判。最终，陪审团判定霍姆斯为过失杀人。法官象征性地判处霍姆斯6个月的监禁以及20美元的罚款。便于比较，请看一下《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2007年的一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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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高级警官称，其下属的两名社区服务警察之所以没能救起溺水的10岁男童而导致其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相关训练”。当10岁的男童乔丹·里昂因为救自己8岁的异胞妹妹而遇险时，这两名警察就站在离事发地点不远的池塘边上。两名60多岁的渔民跳进水中救起了女孩，这两名警察也赶到了现场。然而他们并没有施救，而是等待“接受过相关训练”的警察赶来。今天，在就男孩的死亡进行审讯时，男孩伤心欲绝的父母要求他们解释为何不采取措施营救这个可怜的孩子。男孩的继父问道：“救一个溺水的孩子，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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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这个案子和霍姆斯的案子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事实上它们更像是两个对立的案子。那两个警察毫无挽救他人生命的意愿，而霍姆斯挣扎在挽救他人的奇怪矛盾中。不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两个案子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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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要违反规则。在男童溺亡事件中，社区服务警察因为被职业守则束缚而不知所措，他们认为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他们就像会表演的海豹，被训练得丧失了本能，丧失了变通能力。而在“威廉·布朗”号悲剧中，“规则”隐藏得更深，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也更体现了人们的“道德洁癖”。当然，这些规则不一定对解决当下的危机有利。可以说，“威廉·布朗”号上的水手与池塘边上的社区服务警察处于同样的境地：在惨淡的人道主义的紧要关头，陷于道德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必须无视后果地果断行动。当然，水手们与警察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然而，隐藏在这两个悲剧故事背后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悖论，也对我们现有的道德体系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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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是人类及动物的本性，这一特性在进化过程中一代代沿袭。当一只群居动物受到捕食者的威胁时，它会靠近群体，与同类挤成一团。个体的个性减少，生存机会就会增加。这一规则在动物界及人类社会普遍适用。从史前血雨腥风的蛮荒时代起，进化机制就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大脑。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将最新的社交网络与最初的生物本性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当网络聊天室的用户感受到威胁时，他们会显示出“团结一致”的迹象。他们让自己的观点逐渐趋同，从而更容易与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达成一致。不过有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善于打破社会惯例、有着“非群体思维”的人才能够救人于水火。1952年，社会学家威廉·怀特提出了“群体思维”的概念，用以解释将不同个体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群体机制。这一机制使个体迅速形成规范、“正确”的定位，从而免受外界的影响：对群体外部的反对无所顾忌，对群体内部的异议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自身的公正性无懈可击，非常自信。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对这种现象做了很多实证工作，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当人们处于紧密的内群体中时，群体成员为了达成一致，会置他们的个人目标于不顾，这是一种从现实的角度对备选行动方案进行评估的思维模式。”但这样并不一定就能够做出最优决策。举例为证，比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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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推进太空计划，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国会加大了税收力度，然而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发射的延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国会必须保证“挑战者”号发射计划顺利进行。然而就在航天飞机离地升空前24小时，一名合作者对火箭助推器的O形环提出了质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对这一担忧敷衍应对。虽然召开了一系列电话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但事后还是不可思议地推进了航天飞机的升空计划，“挑战者”号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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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调查显示，罪魁祸首不仅仅是O形环，其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更致命的元凶——一种陈腐的、令人窒息的群体心理状态。当时的总统里根下令成立专门的工作组——罗杰斯委员会（The Rogers Commission），负责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证实了当时全世界社会心理学家难以言喻的担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组织文化和决策程序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其中，达成一致意见的压力、对警告的不加重视、自我感觉良好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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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独立于社会规范之外，站出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的能力也是人类固有的吗？证据表明确实如此。勇敢无畏、无拘无束的少数派早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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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170126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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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疯狂的数学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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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的基因是如何成形并被遗传下来的？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这种“变异”在人类基因的发展中适应性不强，那么为什么其发生率一直如此稳定，一直有1%～2%的人有精神病？莱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科尔曼（Andrew Coleman）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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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电影《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首映。此前，没有一部描写叛逆青年的电影曾像这一部那样让人满怀同情。对博弈论者来说，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把其他电影都比下去了：在一次致命的博弈中，主角吉姆和巴兹分别开着一辆偷来的汽车，无情地冲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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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让我们从司机的角度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或者换一个我们更熟悉的版本，在即将发生的迎面撞击中，两名主角都加速冲向对方。他们都有选择的机会：采取明智的“非精神病”的策略，将车转向以避免撞击，或者选择危险的“精神病”方式，脚踩油门。不同的选择会得到不同的“回报分数”，这也就构成了一个经典的“你帮我我就帮你，否则咱们都完蛋”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博弈论对此进行模拟。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博弈个体的行动，而是博弈双方行动的交互作用，它是一个将最优决策程序量化的过程（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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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精神病演变的博弈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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