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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微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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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想知道，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参与者是不是比那些精神病态水平较低的参与者更擅长掩饰真实情感。实验结果证实了他的设想。有无精神病态特征可以预示其做出虚假表情的逼真程度。当向精神病态者展示表示高兴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悲伤，或向他们展示表示悲伤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高兴时，他们表现得远比非精神病态者更令人信服。[36]不仅如此，他们的表现与在情商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志愿者一样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如果你能够假装真诚，那么你就是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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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家艾哈迈德·卡里姆进一步借助电磁的神奇功能，大幅度提高了骗子和间谍的职业发展前景。卡里姆和他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团队能让你说谎说得更高明。在一个实验中，志愿者们玩了一个游戏：从一间办公室里偷钱，然后由一个扮演警探的调查者对他们进行询问。为了激励他们努力欺骗警探，游戏规定充当小偷的志愿者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拿走所偷的钱。卡里姆发现，当一种被称为经颅磁刺激的技术作用于大脑中与道德抉择相关的前额叶皮层时，参与者的撒谎商数（Lie Q）就能够提高。也就是说他们的谎言商数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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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暂时还不清楚，研究者正在对其可能性进行研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经颅磁刺激对前额叶皮层产生了抑制作用，限制了神经禁区对意识的反应，这就使说谎者免于受到道德冲突的干扰。这种假设与对精神病态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我们通过之前的研究可以知道，精神病态者的前额叶皮层的灰质减少了，而且最近由迈克尔·克雷格和他位于伦敦的精神病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同事们采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简称DTI）[37]所做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了钩束[38]完整性下降：轴突束（一种神经导管）与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连通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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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精神病态者不仅天生不诚实，而且他们感受到“道德痛苦”的时间也比其他人少得多。在不得不做决定的紧要关头，拥有这样的特质也许并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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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瞬间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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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仅仅是骗子从道德缺失中受益。除了赌场和法庭，“违反道德”而捞到好处的事在各行各业中都随处可见。以下是1962年的电影《战火佳人》（The War Lover）中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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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林奇：现在，说说里克森吧。我们永远都猜不透他接下来又会玩什么把戏。我们能扛得住这种飞行员的折腾吗？我们能不要他吗？医生，你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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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伍德曼：里克森处于英雄和精神病态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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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林奇：你把他放在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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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伍德曼：时间会证明一切。我想也许我们是在玩火……不过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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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佳人》以二战为背景，主角名叫巴兹·里克森，是一个骄傲自大、勇敢无畏的B-17轰炸机飞行员，在空战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他天性中的冷酷和无视道德等阴暗面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因为天气恶劣，他们的轰炸任务被迫中止，机组人员平日里恭维他艺高人胆大让他得意忘形，以致这次他不遵守返航命令，反而从云层中俯冲，将装载的致命武器投射了下去，最后导致另一个投弹手再也没能返回基地。里克森掠食的本能在战场上展露无遗。指挥官指派他去执行常规飞行任务——空投传单，他就让飞机在机场嗡鸣，以示抗议。上面的对话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在他的领航员和航空军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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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尉伍德曼所说，英雄和精神病态者仅一线之隔，而且这取决于谁在画这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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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森这样的角色并不只存在于电影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多名特种部队战士做过测试，他们所有的人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测试中的得分都很高。不过鉴于有些对常人来说骇人听闻的事他们都习以为常，所以得高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其中一个战士轻描淡写地说：“击毙本·拉登的那帮伙计不过是在玩周末的彩弹射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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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者在危险之下的冷静和专注在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该项研究是由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兼神经系统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雷恩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一项简单的学习任务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如果犯错就会遭受一下痛苦的电击，精神病态者掌握学习规则的速度就比非精神病态者慢。不过这只是其一。如果成功了不仅可以避免遭受电击，还能获得经济奖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次，就是精神病态者领会得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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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而易见。如果能够“摆脱”某种境遇，获得奖励，精神病态者就会努力争取，而完全不管会有什么风险或负面影响。他们不仅能够在受到威胁和遭遇困境时保持冷静，而且在不祥预感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会变得像激光一样专注，会“倾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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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精神病态者像捕食者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专注在大脑中是如何映射的呢？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精神病态者的感觉，并为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精神病态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研究的第一部分，志愿者们按照精神病态水平的高低被分为两组，研究人员分别向他们分发了一剂兴奋剂（也就是所谓的安非他明[39]），然后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PET）[40]仔细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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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假设是，某些精神病态特征，比如冲动、被奖励激发和敢于冒险，与多巴胺[41]奖赏回路的功能不全有关，”该研究的首席作者乔舒亚·巴克霍尔兹说道，“而且由于多巴胺的过度反应，一旦精神病态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获得奖励上，他们就无法转移注意力，直到得到他们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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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不假。研究结果与这个假设一致。在对这种刺激做出反应时，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所释放的多巴胺几乎是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的4倍。在实验的第二部分，研究人员对志愿者类似的大脑活动模式进行观察，他们告诉志愿者，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就可以得到金钱奖赏。果不其然，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与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相比，具有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的伏隔核，也就是大脑的多巴胺奖赏区域的活动明显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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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通过对健康而极具创造性的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多巴胺D2受体和发散性思维的测试研究，发现二者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的密度比低创造能力的人低，这表明精神病与创造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另外，多巴胺受体基因同发散性思维能力、推理和认知能力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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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对精神病态的研究集中在对惩罚的敏感性和畏惧感的缺乏上，”该研究的合著者、心理学兼精神病学副教授戴维·萨尔德（David Zald）说道，“但是这些特征并不完全预示着暴力或犯罪行为……奖励、诱饵对这些人看似有很强的吸引力，它压倒了对受到惩罚的担心……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风险，而是对奖赏的期待或奖赏的刺激压倒了他们的那些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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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还存在着来自法律语言学方面的确凿证据。研究显示，一名犯人对自己罪行的表述取决于他是什么类型的犯人。康奈尔大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教授杰夫·汉考克（Jeff Hancock）和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们，通过对14名患有精神病的男性犯人和38名非精神病男性犯人的资料进行对比，揭示了其中存在着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情绪失常有关（精神病态者使用的与生理需求有关的词，比如食物、性或者金钱，是非精神病态者的两倍，而非精神病态者更强调社会需求，比如家庭、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还与个人认为正当的理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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